第二部分
4 夺取广宁(2)

    努尔哈赤则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未。）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剧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次，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岂能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铁石心肠的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们！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并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满清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上深入探究过，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何以一到历史转折的时刻，便会如此行事。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