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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不同意又怎么办呢？6月15日，袁就直接把派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事情演进到这一步，唐无法再干下去了，第二天他留下了一道辞呈，也不与袁话别，就乘车到天津去了。
唐内阁从4月21日成立起，到6月16日总理拂袖而去，总共不到两个月。这次倒阁风潮被称为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府院冲突”，也是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短命内阁。根据责任内阁精神，总理辞职下台，全体阁员应当连带去职，所以同盟会四阁员——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都向袁提出了辞呈。令人诧异的是，其他非同盟会阁员却都端坐不动，就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一样。
事件发生后，袁假惺惺地向四位辞职阁员说道：“我代表全国四亿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也用尖锐的口气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亿人请求总统批准我们的辞呈！”
这件事情不是个人去就的小问题，而是国家根本大法应不应该遵守的大问题。《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命令必须内阁副署才能发表，否则不生效力。袁不取得内阁的同意，不经过法定手续，擅自发表命令，这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严重违法事件。《临时约法》是同盟会对袁所设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又被冲破，袁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独裁政治，同盟会就连最起码的一根稻草也都抓不到手了。
可是，同盟会占有多数议席的临时参议院，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性大问题，只当作袁唐二人的意气之争，竟未表示态度。某些政党和报纸甚至对唐极尽冷嘲热笑之能事，骂他不忍小忿而轻弃责任，似乎错处全在唐而不在袁。另一方面，同盟会的左派人士从内阁问题上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大总统不是什么华盛顿第二，而是拿破仑第二。他第一步可以推翻《临时约法》，第二步就可以推翻共和制而帝制自为。他们严正地指出：“我们用热血换得来的江山，不能任其断送于个人野心家之手！我们要再来一次革命，打倒这个独夫！”
“二次革命论”从南方传到北京，袁耳有所闻，便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一个辟谣电报。原文如下：
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天下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疚，尚复遑恤其它。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疑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察！世凯叩。有。
这是一篇颠倒是非的奇文。文章的前一部分，吹嘘他如何醉心共和，如何不争权位，简直是个大公无私的伟大人物。中间部分，影射同盟会不肯“开怀相谅”。他在字里行间暗藏杀机，意在言外。后一部分讲得更加露骨，大骂同盟会会员是“无识之徒”，“不逞之徒”，“意存破坏”，“不顾大局”。并且杀气腾腾地说，他不愿“虚与委蛇”，而要“与天下共弃之”。从这篇文章看起来，拥护共和的是他袁世凯，而破坏共和的倒是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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