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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29日晚间,北京东安门和前门一带忽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京城的老百姓打听之下,据说驻扎北京的北洋军第三镇因欠饷闹事,袁总统派拱卫军去弹压,不料他们与变兵合流,打伙儿在京师繁盛市区放火行动,看来事情越闹越大了。
这个时候,住在迎宾馆的南方五专使从睡梦中惊醒,听见枪声自远而近,由疏而密,在一片乱嘈嘈的声音中有人骂道:“妈的巴子,你们要把咱们的衣食父母抢走,嘿,今晚先把你们揍了再说!”
这分明是一场政治性的兵变。变兵的矛头就是指向南方五专使。因此,专使们急急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到六国饭店去避难。
第二天,兵变就像传染病似的飞快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带,警报不断传来,人民大遭其殃。帝国主义各国准备调兵到北京来保护侨民,日本军部首先调动山海关及南满等地驻屯军集中秦皇岛,马上要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打电报阻止袁宫保离开北京,否则京师坐镇无人,北方前途不妙。这些情形,似乎完全证明了袁在咸电中所讲的:“我若一走,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
有人问道:“第三镇和拱卫军都是袁的最亲信的军队,并未积欠军饷,而天津、保定、通州等地又无南方专使,怎么也会乱哄哄地闹起兵变来呢?”这些问题留待下文再表。
兵变发生后,袁在接见五专使时慰问备至,并且向他们百般道歉。他绝口不提不肯南行的话,满脸诚恳地商量以后应当采取的具体步骤。他说事势既然如此,看起来他立刻动身到南方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建议他暂时留在北京六个月,以便镇抚北方将士,先请黎副总统到南京就职,并以副总统的名义代行总统的职权。这个建议是多么顾全大局,多么合情合理啊!
五专使惊魂初定,一时都拿不出主意来。还是汪精卫先开口说道:“今天的问题,应当首先实现统一,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其余一切问题,都不妨尽量迁就。”3月2日,五专使根据这个意见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
3月6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五专使的来电,除少数同盟会议员支持孙中山所提的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的意见而外,多数议员都认为迅速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是避免外力干涉、防止内战再起的灵丹妙药,总统就职在北在南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因此议决请袁在北京就职,但仍附以六个条件,其中主要三个条件是:(1)新总统就职前,必须向本院宣誓效忠共和;(2)新总统必须提出内阁名单,征求本院同意;(3)本院通过内阁名单后,内阁到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孙大总统始行解职。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条件,不过是替袁拟定的一张新旧总统交替的程序单而已。
后来证明,北京兵变是袁大公子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去干的。天津并未驻兵,变兵就是直隶总督张锡銮的卫队和维持地方秩序的北洋警察。天津造币厂、直隶官银号都被洗劫一空。保定、通州等地兵变是自发性的,他们浑水摸鱼,大打起发,事毕回营归队。北方各省督抚阻止袁南下的电报,出自袁的密电指使。袁自己不肯说不南下就职的话,于是通过他的代言人提出来,此人就是南方五专使之一汪精卫。这样一来,孙中山煞费苦心所布置的紧箍咒,就被他略施小技解除了。
可笑的是,北方兵变后,黄兴接到北方情报说,袁世凯借口维持治安,拟招募新兵三十营以扩充北洋军的实力。他急忙打电报给袁说:“新兵未经训练,不如南兵北调,南可节饷,北可保安。”这位同盟会领导人竟然天真到如此地步,用“南北一家”的眼光来对待个人野心家的政治阴谋。袁连忙回电阻止说:“各国联军在京,南兵北调,恐滋误会。”
3月8日,袁在北京发表就职誓词如下:
南京参议院鉴:麻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公推,勉尽公仆义务。谨按三月初六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建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开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从这天起,袁就改称“本大总统”而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了。可是,孙中山尚未解除总统的职务,内阁尚未改组,仍然是南北两个政府并存,两个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
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这个约法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代替物,但是两者的实质完全不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不设内阁总理,由总统直接总揽政权;《临时约法》则采取内阁制,总统为虚位元首,一切权力在于内阁。原来自2月上旬起,南北议和条件接近成熟,孙辞袁继之局已定。同盟会为防止袁滥用总统权力,推行实力政治,所以建议将《组织大纲》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个约法草案从2月7日到3月8日,经过临时参议院一个月的讨论,用开快车的速度制定通过,在新内阁接收政权前予以公布。这是同盟会对袁所设的第二道防线。上文表过,孙中山让位于袁的时候,对袁布置了两道防线: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宣誓遵守《临时约法》。第一道防线已被袁的阴谋诡计突破,剩下来的就只有用法律来制约他的第二道防线了。
由于政治制度的变更,有人主张推孙中山为第一任国务总理,以掌握民国的实际政权。这个建议,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倡之于前,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应之于后。孙中山则拟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内阁总理由袁选择。此外,贵州立宪党人主张推梁启超为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那就离题更远而和之者寡了。
袁宣誓就职后,提名唐绍仪组织内阁,临时参议院予以同意。3月13日,袁发表命令正式任唐为内阁总理。唐在南北和议告成时,由孙黄二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袁之所以选用唐为内阁总理,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袁唐二人早年在朝鲜相识,此后多年来唐一直是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第二,唐在上海与南方人士周旋,取得良好的印象,提名他组织第一届内阁,不致为临时参议院所否决。第三,唐是取得袁的同意才参加同盟会的,此时盛倡“孙袁合作”,袁在这一时期不能不保持其与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利用这样一个“双栖人物”在合作关系中起桥梁作用,对他非常有利。第四,唐又是著名的英美派外交家,袁在外交上既然紧密地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叫唐组织内阁,也有利于外交路线的推行。总之,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无论用人行政,都以当前的个人需要为其出发点。这个时期,他认为组阁人选没有比唐更为适宜的了。
3月25日,唐到南京向临时参议院提出阁员名单如下: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梁如浩。29日参议院讨论时,除梁如浩一人被否决外,其余均照名单通过。
根据责任内阁精神,处理一切国家事务,包括对内对外,阁员应与总理共同负责,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阁员名单全部都是袁所指定的。唐既唯唯诺诺地接受下来,而参议院也就照单通过,因此袁在用人问题上拥有绝对权力,内阁总理形同傀儡,这不是什么责任内阁制,而是不折不扣的总统制。同盟会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竟然等闲视之,这可以说明他们的麻痹大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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