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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打电报给孙中山等，通告清帝退位。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公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这就是袁世凯表示态度的“真”电。根据南北协议，清帝退位后，袁必须表示态度拥护共和，孙中山才将总统的地位让出来。袁认为他所应办的事情现在都已办到，下一步就看南方如何改选临时总统，如何实现南北统一了。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京，因此临时总统改选后，袁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但袁不愿离开他所控制的北京，单人匹马到南京就职。他又拿不出理由公开地提出来，于是在电报中用了许多威胁性的口吻，说什么“北方秩序尚未安定”啦，“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啦，“东北局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啦，借以表示他不是不肯离开北京，而是为了顾全大局，暂时不能离开。
从2月13日起，袁即借口“政府机关不容一日中断”，将清内阁改组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全班人马不动，各部大臣一律改称各部首领，袁本人则以“本全权”的名义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通告政权变更。同一时期，他又用这个政府的名义，对内发号施令。可是，南京明明有一个临时政府，清政府倒台后，政权统一于南京临时政府，怎么能说“政府机关中断”了呢？在南京临时政府之外另立一个北京临时政府，这就是制造“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根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两个临时政府，究竟哪一个是合法的呢？大家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是民主革命的产物，根据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用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北京临时政府是根据清朝皇帝的委任产生的。一个推翻君主制度的共和政府，怎么能够根据被推翻了的君主的命令而产生呢？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吗？
事实上，袁是用两面手法来进行这笔政治交易的，对南方说的是这一套，对北方说的是那一套。2月13日，他又有密电致北方各省督抚，全文如下：
世凯卧病三年，无心问世，朝旨敦促，迭辞不获。自督师以洎入朝，抱定君宪宗旨。乃大势推移，内外向逼，东南区域既皆瓦解，西北各省时复响应。资政院及各咨议局并商学各界均主不以兵力平乱。又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以致汉口复而海军继变，汉阳克而南京旋失。江海之权亡，财赋之源竭。虽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规复山西省垣，力保陕洛，收抚大同一带，勉为支撑，北方赖以粗安，而潮流激烈，到处灌输，民党散布京津，时谋举动，土匪又所在蜂起，分兵布置，防不胜防。重以六国调停，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不得已始有代表讨论之行，继有公决国体之诏。磋商多日，迄无成议，迁延愈久，险象环生。外人以商务、赔款，时有责言，会匪、土匪焚掠淫杀，均以大局未定，难于剿办。近则库伦、伊犁、呼伦各处纷告独立，西藏变动屡见。内多糜烂之祸，外动干涉之机，民军时复分道北攻，齐豫则警报频来，徐颍又援师莫继。兵饷多方凑发，异常竭蹶，年内非有百万不克度岁，而军心动摇，政见变迁，若再相持，转瞬春融冰泮，民军北来，欲战不能，欲和不及，非但生灵涂炭，必至京师震惊，何以安宫廷而保陵庙，何以全皇族而活旗民！世凯遭此困难，祈死不得，求去不允，与惟德等私忱窃叹，辄至相向泣下。近者各国驻使、各埠商团、各处议会、各省军队、各省督抚纷纷来电，咸以人心趋向共和，断难逆遏，事机危迫，呼吸存亡，与其为城下盟，后患不堪设想，何若恩出自上，早日宣布共和，俾君上不失尊荣，国民乐为酬报；并责以不应以两宫及北方生命财产为孤注，侥幸一战，不虑万全。慈宫亲贵鉴观大势，默察舆论，迭次召集会议，均主万无可战之理。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陵寝及两宫安全相训勉，并谓万不可以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栗，惧不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慈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安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日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利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诸公热心求治，伟略匡时，渴望和平，定征同意。惟于此中原委，或尚未知其详，用敢略述奉达，伏乞亮察。袁世凯、胡惟德、赵秉钧、绍英、唐景崇、王士珍、谭学衡、沈家本、熙彦、梁士诒、达寿同叩宥。
这个电报是打给北方顽固派和旧官僚的，跟前面打给南方的电报对比，语气判若两人。一个电报盛称“共和为世界最良的国体”，一个电报说他早就“抱定君主立宪宗旨”；一个电报用北方军事实力威胁南方，一个电报用南方的革命声势威胁北方。后面这个电报，他把停战议和的动机分别推给外国人、各省当局、议会、军队和商团，与他完全无关，又把承认退位的责任全部推给清朝太后，而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这真是鬼话连篇，胡说八道，随心所欲，信手涂鸦。但是，其中也讲了几句真心话，例如他所反映的全国人民反对封建王朝的声势不可抵挡，以及北方军队没有力量撑持残局等等，倒都是有凭有据的。
根据这些情况，如果南方敢于坚持斗争，敢于夺取最后胜利，封建王朝和反动军阀是可以被彻底地打倒的。但是，当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由对袁的妥协进一步发展到对清室的妥协，同意了所谓优待清室的条例，仍许其保持帝号，以致形成了“国内之国”，留下了国内外反动派利用这个傀儡发动政变和制造两个中国的祸根。清帝退位后，同盟会上层领导认为革命大功已经告成，大家欢欣鼓舞。在接到袁世凯表示态度电报的当天，即2月13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荐袁自代。咨文中提出了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已由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不得更改；（2）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本大总统始行解职；（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关于第一条，曾经引起不少争论。黎元洪通电主张以武昌为首都，理由是武昌为全国首义之区，而且地处南北中心，建都最为适宜。立宪派则认为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京建有公使馆，又在《辛丑条约》中取得了在北京、天津至山海关沿铁路线通至海口的驻军权，如果迁都南京，恐怕它们不会答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维持旧都的好。同盟会也有人附和此议。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再将定都问题提付讨论，竟又变更前议，改定仍以北京为首都。孙中山一面咨请复议，一面多方解释，才十分勉强地维持了定都南京的原案。
关于第二条，政府既在南京，新总统当然要到南京来就职，不必另行讨论。
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临时约法正在开快车起草，留待下文补述。
以上三个条件，第一、第二两条应当并为一条，实际上只有两条。孙中山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条件，是因为他处在军阀、政客、官僚和革命妥协派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能不履行诺言让出总统，否则别人会骂他贪图权位，不顾大局。但他又察觉到袁世凯是个推行实力政治的个人野心家，想用调虎离山之计，叫他离开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势力控制下的新都南京来，同时又把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他头上，以制约其野心，使之不能不走上法制的轨道。显而易见，这两个条件是对袁而设的两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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