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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既不肯明目张胆地用逼宫的手段驱走清帝,而在宗社党的恫吓下,奕等人又都缄口不言,退位问题便成僵局,而清帝一日不退位,南方当然一日不肯让总统,这种夜长梦多的局面,可能引起南方出兵北伐,就将使袁陷入进退两难。他搜索枯肠,一筹莫展,最后想起了他的后台老板朱尔典,忽然灵机一动,打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然后向南方讨价还价。19日再开御前会议时,袁指使新任外务部大臣胡惟德、民政部大臣赵秉钧、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代达内阁的意见,主张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办理一切未了事宜。这个意见提出后,不但满蒙王公哄然反对,就是奕也摇头不以为然。
到了这时候,在座诸公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停了半晌,梁士诒才别开生面地引出话题来说:“现在财政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竭国库之所有,不够支付一个月的军饷。要打也打不下去了!”
全场寂然无声。
接着,胡惟德紧蹙着双眉悲叹地说:“根据各方消息,外国人将出兵干涉,如果再打下去,就有亡国瓜分之祸。”
在场诸人仍然面面相觑,屋子里的气氛显得十分阴郁,似乎各人的嘴上都贴上了一道封条。
最后,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拉开嗓门喊道:“今天开会,明天开会,议来议去,议而不决。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慢条斯理地再讨论下去了。我们内阁认为,除另组临时政府外别无办法,今天如不作出决定,全体阁员只得总辞职以谢国人!”说罢,他也顾不得什么君臣体统,气鼓鼓地夺门而出。
胡、梁二人一言不发地跟在他的后面走出来。
至此,袁所布置的不唱粉脸戏而用软工迫使清帝退位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此外,袁曾经把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的意见电告南方,南京临时政府也断然予以否认。南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清帝先行退位,孙中山才答应将总统的地位让出,袁只能继承孙中山的地位,而不能自立为王。
袁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的计划,至此也完全失败了。
1月20日,伍廷芳将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同意的优待清室条例电达袁内阁。为了防止袁玩弄手段,22日伍又奉命转达孙中山所提的五个让位条件如下:(1)清帝退位后,袁内阁备正式公文通告外交团;(2)袁本人也用正式公文表示赞成共和的态度;(3)本人(孙自称)俟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4)临时参议院推选袁继任临时政府总统;(5)袁必须忠实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宪法。
以上表明,南方并未背弃让出总统的诺言,但袁也必须实践自己的诺言,促成清帝退位,才能取得总统,舍此别无办法。
但是,清室方面,自19日御前会议不欢而散后,反对退位的势力愈来愈嚣张,宗社党人公然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恢复皇族内阁。对于南方问题,他们坚决反对不战而屈,认为即使战而不胜,也可迁都热河,退保东北,内联蒙藏,外结强邻,再图恢复。这时候,良弼已把冯国璋拉进宗社党的圈子里来。冯向他们自告奋勇,愿意率领禁卫军亲临前敌。良弼等人估计,除禁卫军而外,北洋第一镇是铁良会同袁世凯训练建成的,其中有不少满族子弟兵。淮军旧将和京旗各营,大多是坚决反对革命党的。北洋六镇中拥护皇室者也大有人在。只要皇室大振纪纲,明令讨伐“叛逆”,各省一定还有不少“闻风向义”之士,大兴“勤王之师”,前途尚有可为。他们没有想到冯国璋扮的是一副鬼脸,讲的是一派鬼话,有了这样一个鬼头鬼脑的人物钻进来,袁对宗社党的一举一动,无不一目了然。
清室不打不倒,南方催促履行诺言。在这种情况下,袁要完全不唱粉脸戏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一想到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就不由得不寒而栗。最后,他又一次祭起他的法宝来。
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将领47人又一次发表联名通电,吁恳清帝退位,改行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他们痛斥王公大臣阻挠共和,破坏大局;并且杀气腾腾地说,此项请求如不被接受,将“率领全军将士到京,与败坏大局之王公大臣剖陈利害”!这就是说,你们这些戴红顶子穿黄马褂的家伙,如果不识高低,硬要死赖着不走,阻挡袁宫保高升总统之路,那么我们就将杀奔北京,反上朝廷,看是谁家的天下!
事情变得多么快呀!仅在25天以前,这些北洋派的将军们发出来的联名电报,不是说誓死拥护君宪,反对改建共和吗?曾几何时,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列名者还是原班人马,当中只缺少了冯国璋一名。大家知道,此刻冯公另有任务,不便兼扮两角。
正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电报发出的当天,北京城又出了一件大事情:宗社党的骨干良弼被人行刺,身带重伤,命在垂危。
良弼从来就是袁的政敌,此刻又是清帝退位的主要阻力。在那些日子里,袁因宗社党阻止清帝退位而大伤脑筋。他曾经想到,如果把良弼干掉,宗社党将因失去核心而全盘解体,清帝退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但又想到,如果他直接杀害一个“黄带子”,用以促成清帝退位,历史上也将留下恶名。最好用借刀杀人之计,使自己能够避恶名而得实惠。恰好这个时刻,汪精卫由南方来到北京,于是袁世凯父子立即在他的身上动起脑筋来。
前面说过,汪与袁克定关系密切。他们相见之下,袁克定就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讲得非常详细,希望有人把良弼干掉,“杀一人而全局可定”。袁克定当然不便明言,但其言外之意,似乎暗示这位盟兄何不拿出当年行刺摄政王的勇气,把良弼干掉,一举而奠民国之基。汪为人何等乖觉,一听就知其意。可是,汪觉得自己今非昔比,往日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今天则是名闻全国的大人物,就不屑于再作荆轲聂政一流人物了。随后汪到了天津,把这件事情转告当年同刺摄政王的黄复生,言下也有鼓励黄再显身手之意。黄也因本人死里逃生,此等事可一不可再而敬谢不敏。恰好这时候,有个不怕死的好汉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位好汉名叫彭家珍,四川人,老同盟会会员,曾在东北军界服务多年,是当年奉天巡抚程德全的旧部。武昌起义后,程当上了江苏都督。彭到苏州去投效。程(程也是四川人)派他为东北招讨使,叫他重回东北,联络军队响应起义。彭路过天津时,来找四川同乡黄复生,打听北方的一切情形。黄把汪精卫所讲的话向他重述一遍。彭自告奋勇说:“这件事情你们就交给我去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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