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总统杀人(2)

    由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袁、赵二人心慌意乱，便又做了一篇空中楼阁的文章，企图转移视线。3月26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于3月9日开审，先判处宋教仁以死刑，于20日执行。”这篇文章请出梁启超、汪荣宝这些不相干的人做陪客，又把杀人主谋犯混在一起，其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上海果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这个机关不仅与国民党为敌，也与其他各政党为敌，不仅与政党为敌，也与政府为敌。

    这篇文章也仍然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大的反感。在这种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即使平日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赵秉钧，也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一面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他跟宋教仁如何要好，外间谣言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一面向袁辞职。毕竟袁比他更加狡狯，认为此时辞职反而证明心中有鬼，因此劝他说：“不妨告个假儿，我叫芝泉代替你的职务。”于是赵改辞职为请假，袁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当然异常紧张，急需决定对策。3月26日，也就是孙中山由日本赶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陈英士、居正、戴季陶等多人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宅举行紧急会议。此时上海方面盛传袁向帝国主义进行一笔大借款，将用以提充军费，发动内战。孙中山主张乘借款未成之际，在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南方五省，大兴讨袁之师，以便先发制人。黄兴等人则认为：第一，自袁窃据总统地位以来，大力扩张北洋军，此时袁的军事力量已经大为加强，国民党的势力仅及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省，而在这五省之内，情况也非常复杂，如果不量力而行，南方五省也将保不住。第二，列强迄今尚未承认民国，边地各省的分裂运动也在日趋恶化，如果发生内战，列强借口干涉，中国就有瓜分亡国的危险。第三，国会即将召开，宋案可由法律解决，而不必诉之于武力。总之，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不宜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由此可见，宋教仁虽死，宋教仁的精神不死，迷信议会政治者仍然大有人在。

    国民党人对于孙、黄二人一向抱有一种偏见，认为孙是理想家，黄是实行家。关于理论方面，大家愿意听孙的话；关于军事方面，则唯黄之马首是瞻。黄既不赞成以武力解决，大家也就相对无言。最后决定宋案依法律程序处理，并建议组织特别法庭专审此案，推黄郛为大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北京行政方面的压力。此议推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提出。同时，密令南方五省当局，加强战备，组织攻守同盟，以防北洋派的突然进攻。

    袁对于宋案，曾一再表示认真处理，对于国民党所提的组织特别法庭专审宋案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可是，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来反对，他说特别法庭不合司法系统，此案只能在地方法院内加设特别旁听席，以接待有关人士。于是袁“无可奈何”地表示说：“我虽赞成组织特别法庭，其如司法总长不赞成何！司法总长不赞成，不肯副署命令，我就不能发布这道命令！”

    好一个极端守法的总统！他似乎忘记了十个月以前，未经内阁副署，他曾经发表过派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

    黄兴打电报给袁，说明宋案不能由普通法庭审理的理由，因为本案主使犯为内阁总理赵秉钧，如果按照普通程序上诉到北京，请问如何执行。他还尖锐地指出，许世英乃是赵内阁的一位阁员，应当连带辞职，有什么资格玩弄法律！

    4月16日，上海会审公堂将应桂馨、武士英两名犯人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接收看管。

    武士英自被捕入狱以来，就受人指使，叫他把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将来自有解救之法，因此他一口咬定此案无人主使，拒绝吐露实情。在他移解中国法院后的第八天，他突然在狱中暴毙。这样一个新鲜活跳的人儿，死得不明不白，人们不禁想起中国历史上所常有的一篇老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杀人灭口”，或者叫做“死无对证”。这篇文章使人一望而知，做得也不高明。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宋案全部证件。这是对袁赵二人的一次公开打击，因此许世英又以“力争法权”为名，通电指斥地方行政长官宣布罪证为“违法越权”。

    这个时候，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似乎有所恃而无恐。他公然要求吸食鸦片，而法院也就破例许其公开吸食。

    另一要犯洪述祖，自宋案揭露后，安详自若地从北京跑到青岛去避风头。德国胶州总督不明个中底细，以其为杀人教唆犯而加以逮捕。袁命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往青岛交涉，表面要求引渡归案处理，暗中替他说情。德国人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言敦源回报说，洪述祖已被德国胶州总督释放，查缉无踪，就此了事。5月3日，洪述祖公然在青岛发出通电，吹嘘他过去“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而斥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他并不讳言曾经说过“毁宋”的话，因为这是白纸黑字写明，无法抵赖，但他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

    由于国民党公布了宋案证件，袁、赵二人置身无地，于是袁又授意他的爪牙遇有适当的机会，尽可能地为他洗刷罪名。当北京各界人士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的时候，京兆尹王治馨前往致悼词。他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去年应桂馨到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总理即向总统请示。总统表示，政见虽有异同，暗杀之风究不可长。这些经过情形，可以证明总统、总理与宋案毫无关系。”这种解释与袁、赵二人抵赖罪行的说法并不合拍，因此成了一篇“欲盖弥彰”的文章，恰恰反证了袁、赵二人与宋案有关。

    此案一步紧似一步，到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根据原告律师的请求，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对质。袁、赵二人知道正面文章已经写不下去了，不得不动脑筋另写一篇反面文章。

    5月11日，北京方面有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学生，名叫周儆予，向京畿军政执法处自首。她自称是女子暗杀团团长，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在北京、天津一带组织暗杀机关，企图颠覆政府，暗杀当权人物。她供出血光团的经济负责人为谢慧生。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天津军警捕获身藏炸弹的“暗杀犯”刘士廷一名，自供为血光团团员，并且供出血光团的财政长为谢慧生。17日，军政执法处派稽查员郝占元率领宪兵逮捕了谢慧生，原来此人就是参议院川籍议员、国民党党员谢持。根据国会组织法，现任国会议员非经国会同意，政府不能擅加拘捕。因此，参议院致函国务院提出质问。国务院回答说，军警机关事前不知道谢慧生就是谢持，因而误行拘捕。随即将谢送回到参议院。

    上述事件接连发生后，袁政府立即大肆宣传，好像北京、天津真有这样一个杀人机关，其主持人就是国民党领袖黄兴。袁政府将此案移送法庭处理，北京地方检察厅立即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真是“无巧不成书”，上海法院票传赵秉钧，北京法院票传黄兴，这出针锋相对的闹戏，把全国观众的视线引入五里雾中。

    黄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不能直接票传。租界对于政治犯有保护的义务，但是对于杀人犯却不能置之不理。6月11日，上海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待质。黄兴大笑说：“这个把戏倒也变得好！”他一传就到，而且保证随传随到。

    在此以后，袁政府和国民党的机关报就公开对骂起来，一边说“总统杀人”，一边说“伟人造反”。局势演变到这一步，全国各方面所关心的倒不是宋案如何处理的问题，而是南北战争能否避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