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宋教仁遇刺(1)

    前面讲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鼓吹政党政治。究竟同盟会为什么要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既已决定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为什么又要搞政党政治？这些道理，必须讲个明白。

    前文讲过，同盟会和立宪派本来是互相敌对的两个政治派别。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鉴于大势所趋，投机参加革命，因此两派由分而合。但是，立宪派并非真心与同盟会合作，革命刚开始，他们就暗中捣鬼，多方夺取革命政权。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期，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露骨，因此两派又由合而分。

    由于国体改建共和，立宪派从前所用的“宪友会”那块招牌挂不出来了，因此他们改头换面组成了若干小政党，如汤化龙、林长民等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组成共和统一党，籍忠寅、周大烈等组成国民协进会，等等。他们经常跟同盟会唱对台戏：同盟会主张建都南京，他们就主张维持北京旧都；同盟会提倡民权主义，他们就鼓吹国权主义等等。

    武昌革命爆发后，同盟会内部也起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同盟会是由三个革命团体，即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陶成章与章太炎等所领导的光复会合并组成的。1906年，章太炎脱离了同盟会，并与陶成章恢复了光复会。孙中山未回国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暗杀了陶成章，排斥了光复上海有功的光复会会员李燮和。光复会也反对同盟会所推举的革命军大元帅黄兴，两派关系日益恶化。南北议和时期，章太炎回到上海，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怪议论来拆同盟会的台。他发起组织政党，首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将这个组织与立宪派“大名士”张謇在辛亥革命前所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合并起来，定名为“统一党”，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号召。这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公开合作，以江浙人士为中心，公然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另一派别。

    章太炎是名满全国的革命先进，孙中山想把他拉回来，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聘他为高等顾问。1912年5月，章应黄兴之召到南京，参加正在举行的殉难革命同志追悼大会。他写了一副挽联如下：“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言虚！”

    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后，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大文豪对同盟会如此深恶痛绝，不免喜在心头，便也聘为公府顾问，并派王赓与之保持联系。王赓是袁的狗腿子，善于吹牛拍马，而章又是个爱听奉承话的人，不免受到迷惑。王赓在北京替章挂出了统一党的招牌，同时袁又叫熊希龄介绍财政部次长张弧打进统一党，通过张弧供给他们的资金，此后这个党便成了替袁收买无聊政客和分化同盟会的一个特务机关。

    同一时期，同盟会另有一些人也分化出去。例如老同盟会会员刘成禺、孙武、蓝天蔚等都是湖北人，他们受了黎元洪的收买，成立了一个以湖北人为中心的政党名叫“民社”，而以黎为领袖。

    1912年5月参议院迁往北京后，同盟会会员在参议院中仍是多数派，其他政党望尘莫及。为了对抗同盟会，袁派他的狗腿子分途拉拢，把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社和另一部分光复会会员所组织的“民国公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总部设于北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这个党领的是袁的经费，奉的是袁的将令，可是他们绝对不承认是袁的御用党，而自居为同盟会和北洋派以外的中间势力。但是，他们跟袁唱着一个调子，暗中指摘同盟会为“暴民党”，而自称为“稳健党”。

    章太炎未到北京前，虽对孙、黄二人抱有不满情绪，但对袁、黎二人也无好感。他经常以“本初后人”和“江左刘表”影射袁、黎。通过王赓等人的拉拢，他一步步地落入了袁的圈套。1912年7月，他应黎元洪之邀到武汉观光，受到了一次极其隆重的招待，不免有飘飘然之感。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投机军阀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说黎具有生活朴素、言词简明、态度稳重、平等待人等等美德，而以堂堂大都督之尊，每月仅支薪水二十元，与普通科员毫无区别，尤其值得称道。他还推“爱屋及乌”之义，认为湖北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他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此时他断弦待续，在湖北提出了征婚条件，对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他在湖北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袁、黎合作，抵制孙、黄，说什么“以项城之雄略，黄陂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

    随后章太炎由湖北到了北京，正值参议院因不满陆征祥而将补充阁员六人的同意案一律否决。他竟与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大骂参议院为“奸府”，说什么当此“列强瓜分，危机四伏，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泥约法，以待危亡。”他们还认为黎副总统“首倡大义，勋业格天”，请其“昌言建议，并与各省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亡”。这个电报借口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公然鼓动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实行个人独裁，同时还鼓动黎元洪联合各省军阀以武力解散参议院，拥护袁世凯独裁。

    此时孙中山已将政权交出，同盟会所属各省革命军也正在大量解散或者班师回防。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尽让予袁世凯，同盟会退为在野党，这个意见受到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同盟会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天下，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现在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为多数派，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也大多在同盟会的手中，将来成立国会，并由国会产生正式政府，同盟会一定可操胜算，前途大有可为。武昌起义立过功劳的宋教仁，带头反对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主张同盟会应当加强组织，积极布置，进为在朝党。他的具体政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1）在组织上提出“毁党造党”的建议。他认为同盟会是革命时期组织武装暴动的革命团体，今后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原有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张以同盟会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党各派参加，使之成为一个新型大政党，积极展开国会的竞选活动。（2）在政治上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他认为同盟会在未来的国会中取得第一党的地位后，根据民主制的精神，应当出来组织政党内阁。总之，宋教仁是个议会迷，认为法律神圣，国会万能。他一方面既要维持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又要以法治精神限制袁的个人权力；一方面主张在军事上放弃对袁的斗争，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要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力。他主观地认为，军队不过是政权的附属物，只要把政权拿到手里，就可以指挥军队，使一切野心家不能跳出他们的手掌心。他还认为，过去袁之所以敢于以武力威胁参议院，因为参议院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代表机关，而国会成立后，袁就不敢再用这种手段来对付由全国人民选举而产生的正式代表机关，否则他将成为民国叛徒，而叛徒是任何人所不敢为的。

    说也奇怪，宋教仁曾因提倡责任内阁制而大受攻击，他今天所提倡的“政党政治”或“政党内阁”，也仍然是老一套，却大受同盟会会员的欢迎。他的主张成了同盟会绝大多数会员的共同要求，他也立即成了同盟会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

    宋一度担任唐内阁的农林总长。他住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即农事试验场），经常跟参议院中的各小党负责人往来。每逢应酬过忙，城门关闭，他就在赵秉钧的家里过夜。一天，赵向他说：“像你这样一位交游广阔的人，怎么能够缺少交际费呢？总统知道你手中不宽裕，叫我送给你一本银行支票簿，你随时可以支款应用，数目不拘多少。”宋知道这是糖衣炮弹。他觉得却之不恭，用了一笔小款子，即将原折退还。袁又通过赵向他示意，将来一定请他担任内阁总理，只是不要再提“政党政治”的话。宋也请赵转告袁：“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通则，责任内阁制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内阁向总统负责，总统更好办事，这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