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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名满全国的大菩萨，在湖北起义军人眼中看来，不过是从床背后拖出来的一个胆小鬼。他忘记了他的湖北都督和副总统的地位都是由南方革命党死拉活扯拉出来的，今天居然神气十足，自立门户，“坐南朝北”，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同时，黎也感觉到这些起义人物恃功而骄，不把他放在眼里，对自己的威信大有影响。在湖北裁兵复员的过程中，黎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步地解除这些人的兵权，分别地把他们推荐到中央去，请袁给以有名无实的大官，以遂其排除异己之私。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三武”之一，曾任湖北都督府军务部副部长，平时对黎颇不礼貌，黎久已视若眼中之钉。黎介绍他到北京去求官，袁给以“蒙古调查使”的空衔，他因无事可做，又回到湖北来，经常跟旧日袍泽往来。这时候，湖北也有“二次革命”的风声，张既不满现实，不免常发牢骚。黎疑其不利于己，于是杀机顿起，一面用好言好语劝他再到北京去活动，一面加以“图谋不轨”之罪，请袁将他处死。
袁接到电报后，知道这是借刀杀人之计。他不露声色，将计就计，作了下面的一些布置。
张振武等到北京后，从8月11日到13日，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轮流设宴招待。以淮军老将姜桂题为首的北方军人，联名发起召开南北袍泽大会，予以热烈欢迎。袁也亲自在公府设宴接待，气氛非常融和。
黎见北京毫无动静，不觉满腹狐疑，13日又打来一个急电，催促从速下手。
14日，张在六国饭店大宴参议院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议员。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张振武搞的是“南北一家”，而不是什么“二次革命”。
15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湖北将校团13人突然被军警逮捕，当天由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处张、方二人以死刑，当天执行。同时，京师步军统领宣布张、方二人的罪状，把黎元洪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照录出来。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政府公开地非法杀人的第一刀，发生的地点在首都，被害人为武昌起义的有功人员，主使者为副总统黎元洪，执行者为大总统袁世凯。此案发生后，各方面人士纷纷议论：“昨为座上客，今作刀下鬼，北京城的政治气候变动得多么快呀！”由于张、方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有人怀疑“袁宫保”将要杀尽革命党人，为清朝皇帝报仇。此时在北京城的湖北另外“两武”——孙武和蒋翊武，于17日到公府见袁，要求给以“免死券”，可见这一血案闹得满城风雨，革命党人人自危。
上海同盟会方面，首先由黄兴打电报质问袁说：杀人总要有罪证。如果张方二人确实有罪，就请政府拿出真凭实据来。北京方面，同盟会参议员张伯烈提出质问案说，如果没有罪证，政府何得擅杀革命有功之人？可是，袁在回答参议院的咨文中轻描淡写地说：“贵院要求提出张、方二人罪证，当令黎都督查明具复。”
袁不但把杀人之罪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发给张、方二人遗属的抚恤金各三千元，并将被捕的湖北将校团团员全部释放，各给一千元为回籍川资。通过这些做法，果然全国舆论为之一变，对袁由怀疑变为谅解，认为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碍于副总统的面子，使他自己做了替罪之羊。在此以前，全国舆论都骂袁是当代最凶恶的刽子手，最狡猾的政治阴谋家，而称赞黎是忠厚长者，和平天使。通过这一血案，大家才又认识到“忠厚长者”之阴险毒辣，并不在杀人魔王之下。
黎的伪善面目被揭穿，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内心非常惶恐，他不得不借重广济才子饶汉祥的一支笔，发表一个洋洋数千言的长电，列举“张、方二人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获已者三”，来替自己解释。当然，单靠文字解释是不够的，于是他又另做文章，将张振武的功罪问题分别处理，说什么“其罪固不容诛，其功亦不可没”。关于张振武的身后事，他保证“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特派专员迎柩归籍，并饬沿途妥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自祭奠，开会追悼，以慰幽魂”。
尽管黎挤出一副鳄鱼的眼泪，可是舆论并未因此而挽回，他越是装模做样，别人越是骂他笑里藏刀。于是黎又耍无赖引咎辞职，并请裁撤副总统一职，推荐黄兴继任湖北都督。这个电报刚发出，他又转念一想，万一弄假成真，政府真个批准辞职，岂不落得名利两空！于是他又指使湖北全体军官发表一个通电，表示湖北军民一致爱戴副总统，千万不要让他辞职。电报用最后通牒的口吻威胁参议院说：“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会诸君能否担兹重责，请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
这件血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表的假招牌，实际上是“中华军国”，军阀可以任意杀人，法律等于具文。但是，当时的各党各派，包括君主立宪派，都把这件血案当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二人的争端，因而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同盟会虽然放了几次空炮，但也觉得责任在黎而不在袁。此时同盟会部分骨干正在提倡所谓“政党政治”，在全国各地展开国会竞选运动，预计将来国会成立，同盟会可以成为多数党，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国会而纳入法治轨道，此时不宜引起政争。
此案发生后，南方空气非常紧张，袁也磨刀霍霍，准备厮杀一场。由于同盟会悄悄收兵，袁也感觉到扩军、借款等问题尚未解决，战争迟一步发动对他有利，因此南北形势便又暂时地缓和下来。
紧接着，袁发起在北京举行党政首脑建设会议，讨论民国成立后一切应兴应革的问题，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三人北来参加。他估计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孙、黄二人在此危疑震撼之秋，不会也不敢冒险到北京来。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记下一笔账，认为同盟会无合作之诚意，留作下一步讨伐南方的借口。一种是他们应召北来，那也很好，既可以利用跟他们二人的合作关系，压制同盟会中的急进派，又可以借此粉饰中国的真正统一，争取各国早日承认中华民国。
刚刚演罢了“恶虎村”，接着又排“南北和”。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呢？同盟会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不怀好意，反对他们的领袖身入虎穴。黄兴也有同感。孙中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政权已经交出去了，合作关系就应当维持下去。至于个人的安危问题，那是可以置之度外而不必认真考虑的。
孙中山由上海北行路过天津的时候，有一位总统府秘书登门求见。此人告密说，张振武被杀前，袁总统叫军政执法处捏造了一封张振武写给黄兴的假信。信上写道：“承嘱杀元洪事，刻已布置周密。”此人再三叮嘱，不可泄露他的姓名。孙中山半信半疑，就把这件事情转告黄兴。黄兴却沉不住气，立即打电报问袁有无其事。袁回电矢口否认，并且否认总统府中有这样一个秘书。其实，其人其事都不是假的，这是袁所布置的准备跟同盟会决裂的另一阴谋诡计。张振武死后，袁估计同盟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他就把这个伪证公布出来，反咬一口，诬蔑同盟会负责人有计划地布置暗杀暴动，准备二次革命，把破坏大局的责任转嫁给同盟会，从而大兴问罪之师。由于后来事实的发展不是这样，他才改变主意把这一伪证归入档案之中。
8月24日，孙中山由天津到了北京。他在距离张振武案不满十天就来到北京，使袁暗叫一声惭愧。他想道：“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天他却敢到北京来。”他立刻藏起屠刀，堆上笑脸，把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加饰黄缎子窗幔和椅垫，开往车站迎接。同时，他下令待孙中山以总统之礼，全城市民悬挂国旗，军警沿途警戒，把孙中山迎接到迎宾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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