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十章 单骑赴会(1)

    孙中山解除总统职务的时候，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政局前途缺少明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完全让与袁世凯，同盟会专门从事社会事业，因此不少人盛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说，作为同盟会放弃政权后的出路。黄兴则鼓吹“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他说革命党人应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不是为争权夺利而来。在孙黄两人的思想影响下，汪精卫标榜所谓不做官、不当议员等“六不主义”。此外，宋教仁则主张利用议会政治抵制袁世凯的强权政治。另有部分急进派则认为，同盟会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应当再来一次革命，彻底摧毁北方封建军阀的反动巢穴，才能实现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

    另一方面，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利用南北议和，篡夺了总统的地位，取得了他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到手的东西，总应该称心如意了吧！但是，他认为同盟会仍然存在，南方大部分地区也仍然控制在同盟会的军事力量之下，终觉美中不足。同盟会虽愿跟他和平共处，他却不愿跟同盟会两强并立，时刻抱有以武力征服南方和彻底消灭同盟会的野心，只是因为向帝国主义借款的事尚待进行，北洋军尚待大力扩充，同时同盟会和临时参议院对内阁问题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他才暂时地把他的野心抑制下来。

    唐内阁倒台后，孙中山决定在正式国会未成立前，所有同盟会会员均不参加下届内阁。同时，由于南北保持着假和平、假统一的局面，袁也不便从北洋派旧官僚中提出组阁人选，他挑选了在唐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叫他组织新内阁。

    这位同文馆学生出身，由低级翻译员一步步爬到公使地位的职业外交家，长期在国外服务，精通外交仪节，习惯西方生活方式，颇为外国人所称道。他曾领衔发出劝告清帝退位的电报，也算对袁立过功，所以南北统一时，袁提拔他为第一届内阁的外交总长。现在唐绍仪走了，袁觉得此人既非北洋派旧官僚，又非同盟会会员，叫他出来组织“超然内阁”，以代前任“混合内阁”，既可表示自己不用私人，而此人又不失为百依百顺的好工具，正是一举两得。

    由于同盟会表示不参加内阁，其他各小党又都没有资格争总理，所以陆征祥的同意案在参议院中顺利通过。袁于6月27日发表命令准唐绍仪辞职，29日特任陆征祥为内阁总理。根据内阁制精神，阁员必须与总理同进退，唐绍仪既已辞职，所有唐内阁的阁员也必须全部连带辞职，另由新总理提出新阁员全部名单，咨请议会同意。可是陆内阁出场时，前内阁阁员除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等四人连带辞职，非同盟会的熊希龄、施肇基二人自动辞职而外，所有属于袁系的内务、陆军、海军三部总长，均蝉联不动，也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仅仅提出财政、司法、教育、工商、交通、农林六名总长，称为“补充阁员名单”，咨请参议员同意，这就不是整个内阁改组，而是总统撤换一个总理，补充几个阁员。参议院对于这种不合法定手续的同意案，也竟未提出异议。

    7月18日，新总理出席参议院提出阁员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工商沈秉、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外交由总理自兼，不另征求同意。根据内阁制精神，总理第一次出席议会，应当宣布大政方针，提供议会讨论。可是陆征祥在参议院发言时，打着苏州官腔，绝口不谈大政方针，而把补提几位阁员比作“开菜单”，表示他的内阁花色品种，样样俱全，一定很合大家的口味。此论一出，全场为之哗然。议员们纷纷质问说：“议会乃神圣庄严之地，总理为政府首脑。当此国步艰危之日，总理应如何郑重其事，发抒伟抱，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何乃出此庸俗不堪之论，徒污同人之耳！”第二天投票表决时，这张“菜单”全部被否决，并且有人动议要弹劾总理不称职。陆本来胆小怕事，哪里吃得起这一吓，当天他便装病躲进医院里去了。

    其实，开菜单的人不是总理而是总统。总统点出来的山珍海味，参议员全盘拒绝，总统的面子又怎么能够下得去呢？于是便有一批人口口声声要为总统打抱不平。

    隔了一天，北京城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发了一道通电，大骂参议员“不顾大局，陷国家政务于停顿”。又有所谓“两湖起义军人”邓玉麟、阎鸿飞等发出内容相同的一片狺狺之声。同一天，参议院接到不少怪电话和匿名信件，警告参议员不得无理取闹，否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此外，北京城还出现将以武力解散参议院的谣言。

    尽管北京城出现了一批牛鬼蛇神，对参议院大施压力，但是总统的态度仍然十分和善，一面吩咐新内阁改提补充阁员名单，一面授意北洋派皖籍军人姜桂题、陆建章、段芝贵等于7月25日假座安庆会馆大宴参议员和北京新闻界人士，矢口否认军人干涉政治。可是，宴会临到尾声，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记者陈绍唐，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吼叫说：“明天不通过补充阁员名单，即当宣布议员死刑，勿谓言之不预！”

    26日参议院开会投票时，通过了第二次补充阁员名单中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交通总长朱启钤、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被否决，改提刘揆一获得通过。以上六人，周、许、朱三人都是北洋派旧官僚，范是君主立宪派，陈、刘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本已约束全体会员不得参加新内阁，可是有人硬要过总长的瘾，不受约束，同盟会也只好听之任之。

    这出文武合璧的连台好戏，分明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使用武力威胁议会的第一炮。但是，同盟会和参议院诸公，都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保证南北统一，为了避免列强干涉，都应当容忍下去。正由于同盟会采取了这种大量容人的态度，袁的鬼头刀就磨得更加锋利，不久便有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发生。

    8月10日，湖北起义军人张振武、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一行13人到了北京。事前袁接到黎元洪的密电，揭发张振武“蛊惑兵士，勾结土匪，图谋不轨，方维与之同恶相济，请即捉拿正法”。黎元洪既是湖北“首义军人”，又是民国第一任副总统，不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可是，既然张、方二人图谋不轨，确有其事，为什么黎元洪不在湖北捉拿他们就地正法，而要引诱他们到北京去送死呢？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必须把黎元洪从南北议和以来所持的政治态度从头说起。

    南北议和时期，黎在同盟会与北洋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以中立者自居。君主立宪派也自居为同盟会与北洋派以外的另一种势力。此外，南方各省有些既非北洋派又非同盟会的地方军阀，以及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若干投机政客，也都自称为“中间派”。以上这些人，由于臭味相投，不期然而然地都集中在“开国元勋”黎元洪的旗帜下，因此形成了一个以黎为首的所谓中间势力集团。

    黎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找到了一个酸秀才，此人名叫饶汉祥，善写骈体文章，经常替黎写些祈祷和平的电报，送交各报发表。在那些日子里，南北大战虽已停止，但是各省争城夺地之战不断发生，战区人民大受其害。对于这种战争，黎总要发出一个通电，恳求作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那位酸秀才又善于堆砌一些悱恻动人的词藻，有所谓“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等，写得既是古香古色，又似乎一字一泪。特别是黎以“开国元勋”而兼副总统，不惜纡尊降贵，向那些好战的将军们“垂涕而道”，“泥首以请”，因此这些电文发表后，一般和平主义者无不拍案叫绝道：“副总统说得对，真不愧为救国救民的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