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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虽然不敢明抗太后的懿旨，可是内心气忿异常。九月四日，清政府礼部发生了一件“堂司交哄案”。原来清政府各部均设尚书二人，侍郎四人③，满汉两族官员人数平均。尚书、侍郎均称“堂官”，其下属部员则统称“司员”。清政府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小官无直接上奏之权，有事须由大官代奏。光绪变法后，有旨“广开言路”，准许臣民直接上书言事。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封奏折，请皇帝周游列国以广见闻，满汉两尚书怀塔布、许应都不肯替他代奏。王照一时性起，大骂他们违抗圣旨，阻塞言路。试想，当年做大官的人哪里容得部下撒野，于是怀塔布大发雷霆，要办王照一个“目无长官”之罪。事情传到光绪的耳朵里，立即传旨将礼部六堂官——满族怀塔布、、溥，汉族许应、徐会沣、曾广汉一齐革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在当年是一件大破常规的事情。因为，在君主专制等级观念极强的时代，小官碰大官，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王照以一个小小主事而碰倒了六个顶头上司，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怪事。怀塔布的老婆与太后有瓜葛亲，她气急败坏地跑到颐和园，连哭带诉地说：“皇帝偏心汉人，咱们满洲人将无立足之地了！”其实，被革职的礼部六堂官，满汉两族各居其半，这本不应牵涉到民族问题上。可是那个顽固老太婆偏听一面之词，硬把政治上新旧之争和民族上满汉之界混在一起，正如火上添油。她恨得牙痒痒地说：“好，咱和他势不两立！”
仅仅隔了一天，又发生了皇帝提拔四京卿的一件事情。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提拔为四品京卿，派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大家知道，军机处是清政府的政治中枢，光绪虽有重用维新派之心，但又不敢撤换军机大臣，只能派四个年富力强的维新派打进军机处来，作为他的左辅右弼。他曾与西太后约定，凡任用二品以上大员，事前须向她请示。四品卿他就可以直接任用，不必请示了。但是，把四个京卿摆在军机处，整日陪侍皇帝批阅奏章，提出处理意见，那些军机大臣便成了木雕泥塑的菩萨，不但目前剥夺了军机大臣的实际权力，将来也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军机大臣从来都是以满族王公为主体的，所有汉族大臣都不过是“配享圣庑”，摆摆样子，而这次所用的四个京卿清一色都是汉人，这就更加证实了满族大臣所散布的谣言：“皇帝只用汉人而不用满人，只用青年人而不用老年人。”
自从6月宣布变法以来，以太后为中心的守旧派就一直散布皇帝病重的谣言。宫中太监却又露出马脚，经常在茶楼酒肆交头接耳，说什么皇帝将借助洋人，阴谋陷害老佛爷。这两种谣言是互相矛盾的，明眼人不难窥见，守旧派处心积虑，制造借口，准备发动一次政变，把光绪皇帝和所谓新政一股脑儿推翻掉。所以，光绪对守旧派的委曲求全，不但没有缓和当时的政潮，反而长了他人之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
四京卿进入军机后，宫廷中帝后两党的斗争就更加白热化了。太后在颐和园召开秘密会议，会后派怀塔布、杨崇伊二人到天津传达密旨。荣禄奉旨后，即调聂士成军五千人集中天津，甘军董福祥部进驻长辛店。接着，御史李盛铎奏请皇帝奉太后于10月到天津阅兵。原来，守旧派害怕引起外交团的干涉，不敢在北京发动政变，所以变更计划，改在天津布置阵地，只等御驾一到，就由荣禄表演“逼宫”一剧，逼迫光绪交出政权。
光绪在宫廷中也不是没有耳朵的。他听了以上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自翁师傅被逐回常熟原籍以来，身边无一个可共机密的大臣。一天，林旭在军机处值班，他悄悄写了一道密诏，叫林偷带出去，转命康有为等速筹解救之策。天可怜见，这些白面书生平日只会信口讲大话，提笔写空文，何曾见过真刀真枪来？他们接过密诏一看，一个个急得搔头抓耳，想不出救驾的办法来。还是康有为想到了袁世凯，“此人参加过强学会，翁同出京路过天津的时候，又曾登车送行，他跟太后也并无直接渊源。他又是荣禄手下的一军之长，如果能够把他拉过来，荣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言一出，大家就像在茫茫雾海中抓到了救生圈似的，屋子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只有林旭不以为然。他说：“袁世凯不可靠，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谭嗣同插话说：“正因其反复无常，才可以把他拉过来。我们奏请皇帝封他一个大官，他就会倒在皇帝的一边了。”
事实上，维新派并非不知这不是万全之策，但是除此别无良策。毕竟康有为老练些，主张派人先去试探袁的口风，然后见机行事。他们派去的人当然也是维新派，而袁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能手，一见此人，他就满脸堆上忠义之色，把光绪皇帝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说什么圣德巍巍，超古迈今，虽尧舜禹汤亦有所不及。那人暗示皇帝推行新政，受到守旧派的阻挠，身边缺少个保驾将军。袁即指天誓日地说：“今上倘有用得着我袁某人之处，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于是谭嗣同奏请光绪召袁进京陛见。
9月15日，袁应召由天津到了北京。次日黎明，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对他在小站练兵略略奖了几句，即降旨开去其新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着以侍郎候补。读者们，侍郎非比等闲，内可升授尚书，外可简放巡抚，做了侍郎就够得上称为朝廷大臣了。一个刚晋级为按察使的地方官，一跃而为朝廷大臣，这在当时不能不称为“异数”。
17日，袁再到玉澜堂叩头谢恩。光绪叫他20日入宫请训后回天津。
光绪突然召袁进京，荣禄事前并无所闻，他就觉得事情一定有蹊跷。袁到京后又突然加官进爵，荣禄更加起疑。18日，他捏造英俄两国已在海参崴开战以及英舰多艘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假情报，三次急电召袁回津。袁既不敢违抗顶头上司的命令，又不敢不向皇帝请训不告而行，那一天弄得他心情忐忑，坐立不安。
18日晚间，有一个器宇轩昂、面貌英俊的青年人驱车到法华寺访袁，不待通报直入内室。看门人阻挡不住，抢步向前要了一张名帖，高声喊道：“谭大人到！”袁急忙整衣出迎，谭嗣同已经一脚跨了进来。他二话不说，要求关门密谈。袁跟他素不相识，此次突然来访，时间又在深夜，而且还要关门密谈，心里不觉一跳。
谭首先向袁拱手称贺，接着问道：“阁下可知恩命何因而来？”
袁惶惑地说：“可不是吗，不知道哪位大臣在圣主台前谬加推引，愧无尺寸之功，忽受破格之赏，我正在这里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呢。”
谭摇头不以为然。
袁试探地说：“敢情出自老兄的台爱？”
谭严肃地说：“简在帝心！”他说这话的时候，把一道锋利的眼光直盯着袁，好像要从他的内心深处搜索什么东西似的。
袁毕恭毕敬地听着。
谭把嗓音压低，身子靠拢一步说：“圣眷如此优隆，阁下何以为报？”
袁斩钉削铁地回答说：“赴汤蹈火，肝胆涂地，万死不辞！”
“那就很好，我用不着兜圈子说废话了。”于是谭把守旧大臣怂恿太后，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和盘托出。他说：“现在皇帝大难临头，正是臣子立功报国之秋！”
袁入神地听着，连眼睫毛一动也不动。他的神色似乎随着对方的调门而翻腾不定，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在沉沉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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