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二章 与虎谋皮(1)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名义上虽是光绪皇帝，实权却抓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手里。她原是咸丰皇帝奕的妃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死了，她的儿子载淳做了皇帝，改元“同治”，她便“母以子贵”被尊为“慈禧太后”，通称西太后。她于咸丰十一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清王朝的统治权力，垂帘听政。1874年，同治在19岁上害杨梅疮死了，西太后要立一个幼君以便继续把持政权，便在皇帝近支中选择醇亲王奕的四岁儿子载为嗣皇帝，改元“光绪”。奕是咸丰的亲兄弟，光绪的母亲又是西太后的嫡亲妹子。有此双重血统关系，她认为这个小阿斗要听她的摆布。

    1886年，光绪达到16岁成年之期，她不得不于次年改听政为训政，1889年才宣布归政于皇帝。光绪非常害怕这位性情乖僻的嗣母，每晨入宫跪请圣安，不叫他起来不敢站起来。经常挨骂受责，吓得战兢兢面无人色。他名为亲政，其实一切军国大计都必须禀命而行，甚至个人婚姻也绝无自由。

    但是，这个西太后最怕外国人。一提到外国人，她就马上变色，甚至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始终推行一条卖国投降的路线。

    她60岁的那年，提用海军经费培修颐和园。光绪实在看不下去，又不敢出面来反对，只得兜圈子叫一名亲信官员上奏谏阻。太后知道是皇帝捣的鬼，气得恶狠狠地骂道：“谁叫我今天不痛快，我叫他一辈子都不痛快！”

    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早已弄得民穷财尽，但是西太后一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国库空虚，她便扩大了前朝纳资捐官的制度，公开卖官鬻爵，捐班出身的人充斥仕途，贪污之风大盛。北京城有个木厂老板，以承包皇室建筑起家，纳资捐了个三品道台，照例去朝见皇帝。光绪问他：“听说你生意兴隆，干吗还要捐官？”这位老板倒也很坦率，信口回奏说：“做官可以发大财，比做生意好。”光绪听了大怒，立即传旨罢免其职。这笔交易据传是由太后的亲信太监李莲英经手作成的，这又加深了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而事实上，光绪所宠爱的珍妃，也并不是不干这种勾当的。

    甲午战争前，西太后根本不想抵抗外国的侵略，当然丝毫不作御侮的准备。后来被迫应战，战败消息传来，她忙不迭叫李鸿章向日本求和。这一年，广东有个举人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他联合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请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近代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虽然清朝统治者不怕“秀才造反”，可是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请愿，却也震动一时，康有为之名从此大噪。

    第二年，康中了进士，授职工部主事，继续上书请求变法。他主张打破历朝皇帝传下来的成规成法，参考现代各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改良庶政。守旧派看了这种条陈，斥为妖言惑众，没有一个大臣敢把康的奏折呈递皇帝。但康并不灰心，他在北京组织了一个鼓吹变法图强的强学会，并在京内外展开变法活动。有些上层人士，想借“维新”之名，自高声价，也表示支持强学会，甚至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相助。事为西太后所闻，下令查封强学会。后来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一文，痛斥民权变法之说，为自己洗刷，表示他是坚决拥护纲常礼教的。

    袁世凯也曾列名为强学会的发起人。荣禄悄悄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团体？”亏得他情急智生，脱口回答说：“正要禀告恩相，我想打进去探听个中虚实，以便随时上报。”

    强学会被封后，它的政治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强学会要求清朝专制政府变法图强，符合地主资产阶级当时的愿望。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也鉴于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附和者大有其人。变法维新运动就成为当日政治上的一股新潮。

    维新派不能在北京公开活动，其重心便移往长沙、广州、上海三地。他们采取了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发行报纸等方法，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1896年，康有为和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发行《时务报》。次年，梁到湖南在时务学堂讲学，康也回广州在万木草堂讲学。梁善于写流利通俗的文章，有人称赞他“笔尖带有情感”，因此康梁并称，成为维新运动的两大头目。

    维新派要求封建统治者作出某些让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面貌。这种主张触犯了封建守旧派的利益，因此纷纷著论予以反击。维新派通过激烈论战反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朝野大为震动。康有为于这一年年底潜回北京，第五次上书要求变法，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代为陈递。书中痛哭流涕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篇末引明朝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光绪看罢，推案而起，咄地一声叫道：“此人好大胆子，不怕杀头充军！”

    光绪向太后痛哭陈词，说他不甘为亡国之君，如不让他变法，情愿不做皇帝。太后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光绪这才下圣旨派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光绪在太后的积威之下，不敢一口气提拔康有为到军机处办事，先叫他参加外交机关，就有借助外国人牵制太后之意。他认为中国变法也对资本主义各国有利，而太后是最怕外国人的。

    1898年年初，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中提出了“定国是，征贤才，定宪法”的三大政治纲领。同年，他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三大政治目标。

    随着维新运动的公开发展，封建卫道者们的反抗情绪也步步加强。在学术思想方面，封建文人猛烈攻击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骂他“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以谢天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梁主张化除满汉之界，加强民族团结，其目的在于巩固满洲皇族的统治权，可是满族守旧派硬说“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指责康梁等企图以合法手段夺取满洲皇族的政权。满族御史文悌参劾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想用大逆不道的罪名镇压维新派。光绪因朝廷守旧大臣抗拒他的命令，百般阻挠新政，正在气头上，便采取“杀鸡吓猴”的手段，传旨革去文悌的御史之职。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变法”开始了。

    就在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太后严令光绪开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的各项职务，勒令出京回籍。翁同是二十多年来与光绪相依为命的宫廷师傅，又是皇帝身边唯一拥护新政的大臣。太后又叫光绪调王文韶来京参预军机处，派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是太后的心腹大臣，直隶总督手握近畿的兵马大权。以上两件事，暗示太后别有心机，北京将有一场“苦迭打”出现。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光绪不能有所让步，可是他看见太后就像老鼠看见猫儿一样，怎敢说半个“不”字！这样，太后手里的刀把子便举起来了。

    荣禄做了北洋大臣，节制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前文提过，袁被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清政府发交荣禄查明办理。由于荣禄的包庇，此案便以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