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小站练兵(3)

    袁的傲气还表现在他对张謇的态度上。这时，他跟这位老师还不断有书信往来。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价已非昔比，所以信上不再称“老师”，改称“季直先生”。继而又觉得自己的年龄相差无几，称先生也还是尊为前辈，于是又改口称“季翁”。最后索性呼兄唤弟，称起“季兄”来。张见来信的称谓前后不同，由师生的关系下降为平辈的关系，不禁气忿地去信质问说:“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气，后段索性列举大量事实，责袁不忠不信，忘恩负义，气死了吴军门（长庆），令人为之寒心。袁也恼羞成怒，从此二人断绝了书信往来。

    袁在朝鲜虽然一帆风顺，但他在官场中混了几年，懂得了“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于是以“述职”为由，回国来拉拢各方关系。他首先到天津，结识了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张佩纶，然后到北京，分途拉拢当朝权贵。他精通钻营之术，深深懂得要搞好与大人先生们的关系，首先必须拉拢大官僚周围的人物，包括亲友、幕僚，以至门房大爷和上房老妈子，等等。他经常从这些人的口中打听当权者的习性、嗜好和其他特点，然后再选择适当的时间，携带厚重的礼物，登门拜访。由于摸清了一切底细，他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往往对答如流，讨人喜欢。这时候，北京城简直成了个贿赂公行的鬼世界，上自太后王公，下至权门豪仆，一色都是见钱眼开的贪财鬼。袁既挥金如土，当然到处可以“通神”。他又深深懂得在当时的社会上层里，拉上宗派关系，遇事都占便宜，于是又用拜干爹和递门生帖子的办法，巴结某些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做自己的靠山。他回国来跑了一趟，果然“誉满京华”，北京官场中无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这么一个“后起之秀”了。

    但是朝鲜问题并未解决。日本恃有英美两国支持，备战更加积极。中日两国军队在汉城对峙，形势日趋紧张。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1885年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政府所派特使伊藤博文在天津举行会议，讨论朝鲜局势。随后签订协定，规定中日两国军队同时从朝鲜撤退，嗣后朝鲜如果发生变乱，中日两国出兵朝鲜，事前必须相互通知。

    随后，清政府即撤回驻朝军队，并将“办理朝鲜军务”这个职务撤销。李鸿章提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不久，又叫他留在朝鲜改任“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宜”。从此，年方26岁的袁世凯，直接受北京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双重领导，而在朝鲜不再有顶头上司了。

    也就在这一年（1885年），中国援越军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在镇南关和谅山打了两个胜仗。但是清政府害怕战争再打下去，忙派李鸿章向法国侵略者求和，成立了《中法媾和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同一年，朝鲜局势再度紧张。英国借口防俄，强占了朝鲜的巨文港，俄国也强迫朝鲜政府成立了由俄国舰队代朝鲜防守各海口的条约。清政府既怕引火焚身，又不能置之不理，处境非常尴尬。

    尽管英、俄和日本等国对朝鲜的侵略，给朝鲜和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可是一小撮站在火山上跳舞的清朝统治者们，只顾眼前享受，哪管国家兴亡。1894年，北京城闹哄哄筹备“办皇寿”，迎接西太后的花甲大庆。这个老太婆长期住在颐和园，为了点缀升平，她把海军经费提出来培修颐和园的外景。她大量挥霍金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得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合肥相国“仰体圣心”，催促各省大吏迅速解款来京，以表臣子之心。那些督抚大人也不敢怠慢，于是敲骨吸髓地从老百姓的身上榨出一些油水来供奉慈禧。因此办一回皇寿，不知逼死多少人的性命，不知害得多少人家败人亡。

    清政府歌舞升平之日，正是朝鲜风云变色之时。1894年，朝鲜东学党又在全罗道起义，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请兵。清政府又一次大伤脑筋，究竟派兵好呢，还是不派兵好？如果派兵去而日本也同时出兵，岂不又将造成中日两军针锋相对的局势？如果不派兵，完全置朝鲜的安危于不顾，岂不大失体面？清政府正在左右两难之际，日本政府间接表示：中国只管放心出兵，日本政府决无他意。李鸿章得了这个口风，才松了一口大气，便派直隶提督叶志超为统帅，率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的部队二千余人开往汉城，同时将中国出兵朝鲜一事照会日本。

    哪里晓得，清军出动之际，日本政府未经朝鲜政府的请求，也立即派兵开往汉城。李鸿章吓得目瞪口呆，急忙电令叶志超等力持镇静，勿得与日军发生冲突。

    原来，此时日本政府在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都已完成了战争准备，决心向中国挑衅。

    朝鲜东学党起义又一次失败了。朝鲜国王李熙希望中国先撤兵，然后交涉日本撤兵。李鸿章一面命叶志超率部撤至牙山，候令回国；一面命袁世凯交涉日本撤兵。

    日本政府既已按照侵略计划，周密布置，非但不撤兵，反而源源增兵前来。李鸿章知道朝鲜问题已非中日外交谈判所能解决，眼巴巴指望英俄两国出面调停，特别寄希望于俄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决不会容许日本独占朝鲜，而日本蕞尔小国，决不敢与庞然大物北极之熊为敌。他没有估计到日本得到了英美两大国的积极支持，已经下了与中国甚至与俄国开战的决心，不会接受任何方面的调停。日军陆续增至一万二千余人，在汉城周围地区挖掘战壕，布置岗哨，还动员大批海军整装待命。后来袁世凯回忆说，当日军陆续征调和源源增兵的时候，他连打十多次电报请求李鸿章迅速增兵前来，用压倒的优势，使日本不敢轻于发动战争，但都没有接到李鸿章的指示和回答。狡黠的袁世凯见情形不妙，只得请假回国，由唐绍仪代理他的职务。他在朝鲜前后共待了12年。

    袁世凯回天津后，逆料中日战争必不可免，而这场无决心无准备的战争，中国必将失败。李老中堂年过七旬，暮气沉沉，必将在这场战争中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他在天津仅仅跟李鸿章打了一个照面，就急匆匆溜到北京打听政治行情，想找一个新靠山来代替那个摇摇欲倒的老靠山。正巧西安将军荣禄到北京来为慈禧拜寿，奉旨留京参预“督办军务处”。这是清政府新成立的一个中央军事机构，完全由皇族掌握。西太后起用恭亲王奕为督办大臣，庆亲王奕为会办大臣;不少王公大臣参预其事，而荣禄是其中一个核心人物。袁世凯知道荣禄是太后的宠臣，便向他大献殷献，而荣禄也正需要一个懂得军事和时务的人才，因此二人一拍即合。

    袁世凯在北京，抓紧时机，力图为自己打开一个新局面。他把自己在朝鲜办理军事和外交的前后情况以及近四个月来他跟李鸿章的往来电报，恭楷缮成若干小册子，分送朝中亲贵。他在小册子中含沙射影地指责李鸿章因循失策，对日外交，软弱无力。这时候，与袁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已经中了状元，也在北京活动。袁生就了一双势利眼，主动去拜他。张謇正在追随“清流派”弹劾李鸿章，也需要有人提供具体材料，所以两人一见面又言归于好了。袁在北京还会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此人就是当年在河南教馆的穷秀才徐世昌，他也中了进士，成了翰林，并且参加了反对李鸿章的活动。

    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掳去国王李熙，并扶植大院君李应组织傀儡政权。随即不宣而战，进攻牙山的清军。甲午中日战争在清政府畏战避战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

    中日开战后，李鸿章召袁回天津，派他协助直隶布政使周馥办理奉天至山海关一段的后方粮台。

    中日之战，中国方面的主帅就是畏日如虎的淮军大头子李鸿章。他任北洋大臣前后二十余年，所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官长吃缺吞饷，士气非常消沉。他所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根本就是对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摆布。中日开仗后，虽有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出现过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但因领导权掌握在腐败透顶的清政府手里，终于不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