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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南北议和之局已定。袁克定供给大量资金，叫汪精卫与杨度二人合组一个政治团体，名为“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以副大臣的身份代表北方（袁），汪精卫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代表南方（革命军）。这个政团表面看来具有融合南北的一种作用，实际上这是一个收买南方政客和同盟会的动摇分子，搜集南方情报，分化革命阵营，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民主革命，为袁氏父子服务的特务机关。
12月10日，袁派唐绍仪由北京南下议和。唐携带大批随员，其中首席随员为杨士琦。袁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唐绍仪虽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也不放心，叫杨士琦跟随前往而暗中监视之。同时，又叫汪精卫到上海，替他进行侧面活动。汪到上海时，同盟会把他当作死里逃生的出色同志，予以热烈欢迎，请他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的首席参赞③。汪住在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私人住宅观渡庐，代表团的机密文件均出其手。他利用职权经常向袁提供情报。此时孙中山尚未回国，同盟会的最高负责人为黄兴。汪打电报告诉杨度说，他已说服黄兴，只要袁宫保表示赞成共和制，南方就一定选举他为临时总统。
杨度跟黄兴有同乡之谊，往日在东京时颇有往来，此外，杨还认得不少的同盟会会员，因此袁又派他到上海，加强侧面活动。杨到后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说：“现在的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
杨、汪二人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制造种种空气，为袁的政治投机勾当效劳，因此革命军对袁的妥协倾向日益明显。
袁知道立宪派是民主革命的投机者，他们与同盟会貌合神离，所以，他叫唐绍仪到上海后，必须竭力拉拢立宪派，首先要拉拢正在上海活动的张謇。当时，立宪派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好让他们早日参加政权。他们认为要结束战争，必须对北方唯一的实力派袁世凯多作让步，而袁世凯这个人，虽然过去跟他们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就目前而论，却比孙、黄之流更合他们的胃口。立宪派公然制造舆论说：“革命党人都是亡命之徒。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其言外之意，是说革命党人只能在革命战争时期充当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就得退下台去，让我们这批富有政治经验的人来干。这种论调不仅出自立宪派之口，就是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革命派大文豪章太炎，也公开发表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议论。所谓“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同盟会。这种“取消论”大为立宪派人所欣赏，因此张謇与章太炎二人以江浙大同乡的关系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与同盟会相对抗。张、章二人，一个是清朝状元和现任江苏咨议局局长，一个是革命老前辈和驰名全国的国学大师，他们一唱一和，互相标榜，对同盟会起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张謇有一个好友名叫赵凤昌。此人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有足智多谋之称，曾经拉拢张之洞参加1900年的“东南自保条约”。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建有住宅一所，题名“惜阴书舍”，张謇经常在此接见各省立宪党人。唐绍仪到上海后，也经常来此拜访张謇。因此之故，这个地方吸引了大批政客官僚，甚至同盟会骨干宋教仁、汪精卫，有时也来打听政治行情。有人认为，惜阴书舍车水马龙，赵凤昌穿针引线，所以不待南北和会开幕，这笔政治交易已经接近成熟。张謇曾直接打电报向袁保证说：“今日清帝退位，明日拥公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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