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六章 角力不如斗智(2)

    孙中山在美国接到黄兴的电报，国内革命形势已有飞跃发展，催促他兼程回国。他由美国赴欧洲有所接洽，然后转程回国，于12月25日行抵上海。孙中山一到，同盟会又提出不组织军政府而组织临时政府的建议。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很高，非同盟会代表也不便反对，因此26日代表会议又议决取消组织军政府的决议，并定于29日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但在决议中又拖了一个尾巴：“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

    29日选举临时总统，参加者有革命军十七省代表，以一省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黄兴一票外，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政府总统。从这天起，国号改称“中华民国”，纪元改称“民国元年”。1月3日补选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一支笔不能兼顾两头。却说袁世凯在萧家港接受组阁大命时，满族军咨大臣毓朗已辞职，改由徐世昌接任，禁卫军也归徐统率，民政部大臣由赵秉钧升任，北京军警大权均入袁党之手。但袁还是不放心，他又从北洋军中抽调部分精锐组成一支“拱卫军”，调段芝贵为司令，保卫他于11月12日由孝感启程北上。袁命段祺瑞继段芝贵之后护理湖广总督，并调冯国璋为察哈尔都统。

    袁一到北京，首先把近畿各镇和淮军姜桂题等部的节制指挥之权收在自己的手里。

    11月16日，清政府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组成，除总理大臣袁世凯外，以梁敦彦为外务部大臣，赵秉钧为民政部大臣，严修为度支部大臣，王士珍为陆军部大臣，萨镇冰为海军部大臣，唐景崇为学部大臣，沈家本为法部大臣，唐绍仪为邮传部大臣，张謇为农工商部大臣，达寿为理藩部大臣。这张名单除达寿外，全部都是汉族。责任内阁成立后，载沣解除摄政王的职务，于12月6日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奕改任弼德院院长。

    袁请皇叔载涛任军咨大臣兼禁卫军总统，以安抚皇室。

    在满族亲贵中，袁所畏忌的不是老实无用的载涛，而是年少气盛的禁卫军训练大臣兼该军第一协协统良弼。袁对清室的手段，认为“豪夺”不如“巧取”。他不愿以武力消灭禁卫军，而禁卫军继续摆在北京城内，对他仍是一个威胁。因此他向清室建议说：“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这个建议理由十足，满族亲贵无词反对，而载涛一向胆小怕事，只得自请解除兼职。袁即于12月10日调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并升任良弼为军咨使而解除其实际兵权。

    袁调冯国璋接统禁卫军，表面是叫他整顿禁卫军以备征南之用，其实并非如此。冯是袁的好学生，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打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以二等男爵，他就经常表示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愿意粉身碎骨以报。他唠唠叨叨地埋怨袁宫保为什么不叫他乘胜渡江作战，武昌岂不唾手可得，为什么又要跟匪军讲和，岂不大失朝廷体统？这些鬼话骗得满族亲贵满心欢喜，觉得此人忠勇可嘉。良弼是个惯于卖弄小聪明的人，他认为袁、冯二人已经分家，可以联冯倒袁。所以袁派冯接收禁卫军的统率权，在满族亲贵和禁卫军内部均未引起不好的反响。冯接事后即以准备出征为名将禁卫军调驻西苑，城内防务悉交拱卫军接收。从此袁在北京城内可以高枕而卧了。

    袁的所谓责任内阁，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花招，大权由袁一人独揽，非袁党大臣多未就职。在副大臣之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即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副大臣梁士诒，法部副大臣梁启超。杨、梁（士诒）二人当时都是袁党，这里不必细表。梁启超是袁的死对头，为什么也在选拔之列？1902年，袁实授直隶总督，他见袁地位日高，就通过一个外国人的关系，与袁暗中联络。这个外国人名叫李提摩太，是个能说中国话的“中国通”，当时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经常头戴红顶花翎，与清朝的达官贵人往来。这一年他请假回英国，路过东京的时候，梁托他把自己的一些著作带回中国，转交给袁。此后梁、袁二人经常有密信往来。此次袁组织责任内阁，正要利用立宪派做他的政治工具，所以乐于把这个立宪派大文豪网罗到内阁中来。事实上梁启超、张謇这两个立宪派，都未到北京就职，袁也不指望他们前来。

    袁上台后，任命张镇芳护理直隶总督，张广建为山东巡抚，张锡銮为山西巡抚，齐耀琳为河南巡抚，张怀芝为安徽巡抚。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爪牙。这是他巩固北方阵地的重要措施。

    袁在北京主持南北和议，究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满族王公大臣反对与南方革命军议和者仍然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主张推倒“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袁不能对他们开硬弓，便用花言巧语哄骗清室说：“停战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我们可以腾出时间，集中兵力，首先消灭侵入北方的革命党，然后继续讨伐南方。我们将坚持君主立宪制，绝对不会让步。”那些尸居余气的满清贵族，看见他正在调兵遣将进攻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革命军，有人信以为真，有人将信将疑，但是兵权落在别人的手里，谁也拿不出另外一套办法来。

    对于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势力，袁认为角力不如斗智。他深深懂得敌人的堡垒必须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因此他一面陪笑脸跟南方讲和，一面用金钱地位收买南方的变节分子，对革命军进行分化活动。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此人就是以行刺摄政王而名闻全国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汪自1910年被捕入狱以来，由于清政府变更策略，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在狱中备受优待，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还亲自下牢探望他，跟他亲切谈话。在敌人的笑脸下，他那一股子“引刀成一快”的“革命”劲头就完全消失了。

    1911年11月6日，由于“滦州兵谏”事件，清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把汪精卫释放出来，发回广东原籍，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袁的爪牙赵秉钧看出此人大有用处，劝袁请旨“留京试用”。袁刚到北京的时候，把他接到家里来密谈，见他生得眉清目秀，而且口若悬河，不禁大为赞赏。袁自己不便经常接见他，便叫袁克定跟他结拜为异姓兄弟，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袁克定的关系，汪完全了解袁的政治野心和他所耍的两面手法。他用密函分别报告上海同盟会和武汉友人，竭力为袁效劳，说袁不是清朝皇帝的忠臣，你们不要把他当作敌人，如果推举他为民国总统，他以一举手之劳就可以推翻清朝皇帝，革命事业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