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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南京未光复前，革命军各省对于统一革命组织、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早就有所酝酿。上海同盟会鉴于革命军兵力所及的地区已达全国一半以上，而各国政府尚未承认革命军为正式交战团体，革命军各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步调也不一致，因此有迅速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必要。于是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发起，征得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同意，于1911年11月12日用他们三人的名义通电独立各省，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讨论建立革命军临时政府的问题。
此电发出的当天，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即在上海发出通电，催促各省速派代表来沪，并建议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先推伍廷芳为革命军各省临时总代表，负责办理外交。
11月15日，即有七个省区的代表齐集上海。他们协商之下，先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下简称代表联合会）。同一天，上海方面接到湖北军政府邀请革命军各省代表到武昌开会的电报，会议内容也是讨论组织革命军统一机构的问题。此电于11月9日发出，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上海收到时已经隔了六天。七省区代表再度协商，认为武汉方面正在激战，开会地点仍以上海为宜，因此电请黎元洪速派代表来沪开会。当时，革命军各省因武昌为革命首义之区，理应表示尊重，所以七省区代表在这个电报中又建议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的所在地，在中央军政府未成立前，先推湖北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请其委派伍廷芳为临时外交总代表。
就在这一天，代表联合会通过《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革命军各省每省派代表二人，由都督府、咨议局各派一人组成代表大会。这个规定把清政府所设的咨议局与革命军都督府平列，同样有选派代表之权，显然是立宪党人的政治阴谋。
湖北军政府回答代表联合会一电，坚持代表会议一定要在武昌召开。十一月二十四日，代表联合会再开会议，为尊重湖北军政府的意见，议决各省到沪代表以一人往武昌参加代表大会，一人留沪担任联络事宜。
11月30日，革命军十一省代表齐集汉口。此时汉阳业已失守，武昌也在炮火威胁下，他们便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以下简称代表会议），公推同盟会会员、湖南代表、白须飘拂的老人谭人凤为议长。
黎元洪将英国领事建议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来文转交代表会议讨论。来文转达北方所提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希望独立各省公推全权代表一人，与之进行全国和平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由北洋军军统冯国璋代表湖北前线北洋军，“黎军门”代表湖北革命军，先进行湖北地区的停战谈判。英国领事还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停战的条件，其中有“匪军必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所属炮舰必须卸下炮闩交英国领事代保管”等条。这不是什么停战条件，而是战胜者迫使对方投降的命令，而且胆敢称革命军为匪军，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代表会议也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条件：“清军必须退出汉口十五里，其运兵火车须交英国领事代封存”。
尽管代表会议因北方提出无理条件而作了“硬碰硬”的回答，但是不少代表对袁世凯抱有强烈的幻想，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只要这个北方实力派反正过来倒向革命军的一边，清朝的天下就会完蛋，革命军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12月2日，代表会议竟然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
12月3日，代表会议继续开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4日，代表会议接到了攻克南京的捷报，大家不禁眉飞色舞，于是又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代表会议移往南京举行。
5日，代表会议接到清政府通知，已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南下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这个通知不再称革命军为匪军，而停战日期也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这就具有南北对等议和的形式。这个通知建议在停战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南北两军各守原防，这又显然是全国性的一种和平方案。代表会议讨论之下，认为可以接受，当即议决以汉口为南北议和的地点，并推伍廷芳代表黎大都督为革命军的全权代表。可是，袁世凯在方案中又掉了一个枪花，指出山西、陕西两省以及北方“土匪”均不包括在南军范围内。他的用意十分明显，企图利用停战时期，腾出手来扑灭北方的革命军，以保持北方反革命势力的完整。代表会议不同意，当即议决停战范围必须包括全国各地区，不得有所除外。
12月11日，唐绍仪率领大批随员到了汉口。伍廷芳则因武汉形势对革命军不利，不愿到汉口来，希望唐绍仪到上海进行谈判。于是代表会议又决定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绍仪对此无异议。
袁世凯突然改变态度，愿意与革命军对等议和，放弃局部议和而采取全国性的和平方案，并且很快就派出议和代表南来，而唐绍仪对于变更议和地点也无异议，这可以说明袁世凯利在速和速决，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他在北方的统治地位也将发生动摇。
从12月中旬起，革命军各省代表纷纷由汉口赴南京，从此时局重心便移往长江下游而不在武汉了。
在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革命军各省代表演了一出“双包案”。事情是这样的：当代表会议在汉口举行时，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往来电信经常误期迟到，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不明汉口会议的真相，认为汉口在敌人的兵力威胁下，代表会议难于顺利进行，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又是刻不容缓之举，于是12月4、5两日，他们在上海连续举行会议，议决以南京为革命军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负责执行临时政府的最高职权。在汉口的各省代表听了这项消息，大多表示反对，认为留沪代表违反了11月24日代表联合会的决议，那次会议决定留沪代表仅负联络之责，并无组织政府之权，此项选举应作无效。留沪代表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反驳说：“代表不分留沪赴鄂，权力地位完全相等。你们一去无消息，怎见得我们就不能行使我们的正当权力呢？”其实，这场口舌之争，并非地区与职权的争论，而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上海为同盟会的大本营，留沪代表又以同盟会会员为最多，他们选出黄兴为大元帅，以便由同盟会掌握临时政府的领导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非同盟会的代表则反对同盟会的领导，因此提出代表的职权问题来否认这个选举。不但如此，那时光复会已与同盟会分家，浙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攻下南京的浙军将领又大多为光复会员，他们公开表示：“黄兴乃是败军之将，不足以当革命军大元帅之任。”
12月中旬，汉口、上海各省区代表分途到达南京，大家聚首一堂，所谓地区和职权之争都不存在了。通过协商，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12月16日开会选举临时总统。接着传来消息，唐绍仪曾在汉口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制。”于是，又有不少代表在选举临时总统的问题上动摇起来。12月16日代表会议开会时，有人临时动议：“应当根据12月2日汉口代表会议的决定，暂时不选举临时总统，虚此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又有人说：“在此过渡时期，应先成立中央军政府代行临时政府的职权。”以上两议均获通过，于是大元帅的问题又被重行提到会场上来。同盟会代表与非同盟会代表通过协商，采取了互相迁就的态度，将留沪代表所选出的两个元帅颠倒一下，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在武昌主持军事不能分身来宁，由副元帅代行其职权。
组织军政府的问题决定后，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不肯到南京就职，于是已成之局又告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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