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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清政府内政腐败，军备废弛，对外屡次战败，国力一蹶不振。中国周围邻邦也都成了外国强盗鲸吞蚕食的对象。日本当时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对外采取扩张政策，矛头首先指向中朝两国。1874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领土台湾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挑衅，清政府害怕战争，以和平让步了结。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次年日本政府派“云扬舰”侵入朝鲜领海，随后又派战舰六艘前往示威，压迫朝鲜政府与之签定《朝日通商条约》。同时，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商谈这个问题。清政府办理外交的恭亲王奕，是个著名的胆小鬼，他不敢得罪日本军国主义，就说“朝事朝人自理”的话。日本政府认为这正是可以用来扩大侵略的一个话柄，于是压迫朝鲜政府照签了《朝日通商条约》。清政府方面，除奕外，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李鸿章知道所谓“朝日通商条约”不过是日本魔爪伸向朝鲜的第一步，侵略者的野心漫无止境。可是他的胆子也不比奕大些，他劝朝鲜政府“忍让为国”，以免事态扩大。他还替朝鲜政府出了个“以夷制夷”的主意。什么叫做“以夷制夷”呢？打个比方说，一个强盗打进大门来了，你抵挡不住，就不妨把全屋子的边门、后门统统敞开，再引进一批强盗来，让他们你争我夺，造成一个互相牵制、谁也不能独吞的局面，以为就可“太平无事”了。这是这位中堂大人行之已久的外交策略，可是这个策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毫无效验，不断破产。
1879年，日本又向琉球进攻。琉球国王向清政府请援，清政府爱莫能助，琉球遂为日本所灭。
由于清政府害怕战争，不敢履行援助邻邦共同抵抗侵略的义务，这就更加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向外扩张的野心。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以朝鲜为起点，第一步割断中朝两国的关系，以孤立朝鲜。第二步迫使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三步则以朝鲜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以遂其征服亚洲和称霸全世界的野心。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的侵略政策：英俄两国在亚洲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为了阻止沙俄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英国利用日本做它的助手。美帝国主义也想插手远东，同样利用日本做它侵略中国的跳板。这两个西方大国都是支持日本的。当时的朝鲜政府腐朽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引起朝鲜人民的普遍不满。朝鲜国王李熙是前王的嗣子，登极的时候，他的生身父亲李应以“大院君”的名义临朝摄政，直到他成年后才将政权交还，但大权又落入宠妃闵氏之手。朝鲜宫廷中的父党妃党争权夺利，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危机。
1882年8月，正当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初露头角的时候，朝鲜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裁的士兵们因欠饷而聚众起义，发动壬午兵变。闵妃逃匿，李应乘机再夺政权。事变发生后，朝鲜政府无力应付，请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交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负责处理。张树声原任两广总督，也是李鸿章手下的一个淮军军阀。此时李鸿章死了母亲。按照规定，官吏如有父母之丧，必须开缺回籍守制，三年服满后才能再起用。由于西太后非常信任李鸿章，所以调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署理有一种暂时过渡的性质，随时可以调开，这就说明清政府仍有用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之意。
张树声决定派兵援助朝鲜国王，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另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三艘前往接应。吴长庆调动人马时，袁世凯自告奋勇，愿为开路先锋，吴就派他组织前敌营务处，命其拨队先行。
汉城兵变时，日本驻朝公使馆被焚，日本政府借口兴戎，派兵在仁川登陆。不料清军先到汉城。在吴长庆的帮助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王位。由于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便做不下去了。
此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强国，它对朝鲜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切文章只能留待后日去做。它借口政变中受了损失，又压迫朝鲜政府与之签定《仁川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朝鲜政府除接受惩凶、抚恤、赔偿军费等条件而外，还承认日本得派兵保护日本公使馆。日本在朝鲜京城取得了驻兵的权力，这就为下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和对抗清兵打开了一道缺口。
清政府因朝鲜事变迅速解决而兴高采烈，有旨奖叙有功人员。袁世凯在保案中得到五品同知衔，并赏戴花翎。这就说明，他以前想的果然不差，军功出身比科举出身来得容易。仅仅一年工夫，官阶升至五品，胜似寒窗十年。
1883年，清政府因外交吃紧，命李鸿章“夺情”回任直隶总督。原来清朝官制又有一种规定，大臣服丧之期未满，如有特殊需要，皇帝可以叫他提前任职，美其名曰“夺情应变”，又叫“移孝作忠”。李鸿章既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又是多年来办理外交的熟手，清政府确是少他不得。
1884年，当权20多年的恭亲王奕被西太后罢免，改派光绪帝的生身父亲奕主持军机处，又派庆亲王奕总理各种事物。按照清朝的官制，军机处等于内阁，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等于外交部。这两个亲王都是著名的糊涂虫，所以，李鸿章的权力和责任都比以前加重了。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
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
此番人事调动，是袁世凯背叛吴长庆、夺取兵权的第一步。原来，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吴因兵权被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袁世凯虽然取得了兵权，但是仅有三营人，而且还有一个顶头上司，未免美中不足。他仍然和李鸿章直接打交道，不把吴兆有放在眼下。他自称“钦差大臣会办朝鲜防务营务处”，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乍看之下，他岂不就是钦差大臣了吗？
由于清军撤走了一部分，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洪秉植等又一次发动政变。他们摆下了“鸿门宴”，拟将妃党大臣一网打尽。参加宴会的禁卫军大将、闵妃的侄儿闵泳翊，身带重伤，夺门而出，逃往朝鲜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袁世凯得报，立即全身披挂，带兵来到穆家。他看见一个汉子手握一管枪，当门而立，威风凛凛，不许他进去。后来问明，此人是海关职员唐绍仪。袁暗暗称赞他是个好样儿的。
政变发生后，日本驻朝军队乘机占领王宫，国王李熙仓皇出走。但是，在朝鲜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很快地打退了这支日军，把李熙护送回宫。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日军弱而清军强，当时在汉城的日军为数不多，而且日本政府尚未完成其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一切准备，所以它只能适可而止，退一步要求朝鲜政府与之签定《汉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它又取得了在汉城增加驻军名额和在日本公使馆附近建筑营房的权利。可是，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而李鸿章不加考察，错认他是个智勇双全的将才，传令大为嘉奖。从此他大讲排场：“乘舆张盖，呵殿出入；水巡建立兵船，船头竖起黄龙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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