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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最早而又雷厉风行的是剪辫子的风气。脑后垂辫,本来是满族入关后强加于各族人民的一种怪现象,外国人把它叫做“猪尾巴”,所以出洋留学生都把这条尾巴剪掉,以免受人侮辱。清朝末年,留学生大多参加了民主革命,清政府往往把剪掉辫子的人当作革命党而加以迫害。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少人脑袋后面摇摇晃晃的这条尾巴立即化归乌有,剪迟了的,就要受到“千夫所指”,“万人笑骂”,辫子又成了甘心作“满奴”或亡国奴的一种标记。而且,你不剪,会有人替你来剪。你出得门来,走在大街上,往往碰到一向不相识的人,拦路揪住,拿出利剪,把你这条孽根硬是连根剪掉,路人拍掌欢笑。也有一小撮顽梗不化之徒,害怕脑后空空,生前见不得皇帝,死后对不起祖宗,他们把辫子盘在脑门上,用一顶大帽子遮盖起来,有的索性改做道士装,这种人被称为“遗老”或“亡国大夫”。
当然,女子又当别论。妇女的发型不同,她们留辫子也跟男人的辫子有区别,可以存而不论。也有个别摩登女性,醉心男女平等,不惜牺牲万缕青丝与男子看齐,反而引起社会的歧视,甚至受到官厅的取缔③。
女子最流行的风气是放足。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但闺门少女不约而同地下决心不再缠足了,不少成年妇女也把裹脚布扔在茅厕坑里,放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黄瓜脚”。女子缠足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摧残女性的一种陋俗。19世纪后期,不少进步人士大声疾呼,提倡女子放足,但是社会上的习惯势力,认为女子不缠足不美观,嫁不出去。说也奇怪,以前以三寸金莲为美,此时则以小脚为丑,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而变了。有人打趣地说:“辛亥革命,男子解放了头部,女子解放了足部。”
女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男女平权,包括参政、参军、婚姻、教育、职业,等等。这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一个突变。革命刚开始,就有不少地区的女青年们,抛却红装换武装,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女子救护队。不少大城市成立了女子参政会,出现了身佩徽章,出入官府,被称为“女伟人”的女子活动家。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女子参政。有些“女伟人”被聘为总统府、都督府的顾问、参议、咨议等。但她们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时髦人物,实际上仍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尽管女子所争的教育平等和婚姻自由均未完全实现,但也初步地打开了封建旧礼教的缺口,打击了孔孟之道,取得了社会人士对她们的某些让步。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女子选择配偶,“先斩后奏”,木已成舟,也不是家长们所能完全阻止的了。
尽管妇女解放尚有遥远的距离,上述点滴改革,却也引起了封建卫道者们的狂喊大叫,说什么“人心不古,世道陵夷,阴盛阳衰,成何体统!”
此外,社会风气的改变,还表现在从军的问题上。武汉革命军初起时,全部官兵仅有四千余人。为了革命的需要,湖北都督府决定扩充为五个协。往日清政府建立新军,采取了募兵制,应募入伍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都是为了活不下去才不得不出来吃粮当兵。革命军也仍然采取募兵制,在武汉三镇插旗招兵。没有想到,不到三五天工夫,全部兵额如数募足。从新兵的家庭成份来看,有不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这些人显然不是为生活问题,是为参加民主革命而来。
军政府成立的初期,也打破了往日官场中界限分明的等级制,自大都督至司书生,一律月支生活费二十元。军政府也没有清朝总督衙门那种森严气派,如有机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要求面见都督而能畅所欲言。黎元洪住在府中大楼东头的一间,吴兆麟的革命军临时总指挥部设在西头的一间。黎是名义上的大都督,军事由十人谋略团主持,来访人士也由他们接待。
都督府成立最早的直属机构是外交部。部长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县人。早年进过长沙经正学堂。黄兴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时,他首先参加,后来又到汉口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被查封时,他被捕入狱,清政府处以终身监禁。他在狱中宣传民主革命,狱吏谈国华被他感动,把女儿许给了他,还掩护他跟外面通信往来,因此他在狱中又先后参加了振武社和文学社,还经常与湘西会党密切联系。武昌的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而自立为外交部长。
都督府成立后,民主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立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立宪派想把革命政权从革命派的手中夺过来,于是布置了两套办法:一套建议鄂军大都督举行祭告黄帝典礼和革命军誓师大会,一套主张制定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企图抬高非革命党人黎元洪的地位,以抑制革命党人。那位形同俘虏的黎菩萨,因见革命形势稳定,也就态动神流,眉宇开朗,而不再装哑子做木头人了。
1911年10月16日,鄂军都督府门前广场上搭上一座高台,举行革命军誓师典礼。中部同盟会代表谭人凤站在台上授剑、授旗。黎元洪身着上将制服,站在台口中央,口中念念有词,由于嗓门太低,台下只听得有“请中山先生来鄂领导革命”的一句话。词毕,礼成,军乐大奏。随后都督走下台来,骑上鄂军中最高大的一匹马,绕场检阅军队。都督所经之处,军官一律行甩刀礼,兵士行举枪注目礼。看热闹的人群称赞说:“人又高,马又大,都督端的威武不凡。”
接下去又演第二幕。都督府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开会,宣读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放出空气说,这个条例是由孙中山先生制定,派居正带到湖北来的,所以未经讨论,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条例规定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战时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之,下设参谋、军令、军务三部。民政部设部长一人,由咨议局推选之,下设内务、外交、交通、财政各司,各司司长由民政部长提名选任之。条例通过后,除由黎元洪兼任战时总司令外,并推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张振武、蔡绍忠为军务部正副部长。同一天,湖北咨议局选举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兼法制局长。由于都督府有了规章制度,都督直接总揽兵权,十人谋略团被取消了。其实,军政府组织条例是由汤化龙起草制定的。立宪派耍了这一花招,革命的领导权便由革命派移于反革命军阀和君主立宪派之手。
10月18日,革命军在刘家庙对岸青山、红关之间布置炮兵阵地,向停泊武汉江面的清朝军舰进攻。这些军舰有炮舰楚豫、建威、江元三艘和鱼雷艇飞鹰、湖隼两艘。湖广总督瑞就躲在楚豫军舰上。革命军拂晓攻击,共计开了三炮,一炮击中楚豫尾部,楚豫也向岸上回了一炮,即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其余各舰均树白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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