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四章 武昌起义(1)

    前面说过，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大派别，前者被称为温和派，后者被称为激烈派。当两派开始形成的时候，前者受到社会上层开明人士的欢迎，不久发展为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后者则仅有少数知识青年和华侨参加。清政府把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凶神恶煞，还在他的名字旁边加上三点水，以示深恶痛绝。但自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所以到20世纪初期，政治潮流为之一变，民主革命思想压倒君主立宪思想而成了时代的主流。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也发表《革命军》一文，鼓吹民主革命，因此《苏报》被查封，章、邹二人被捕入狱。尽管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但是并不能够阻止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相反，通过《苏报》案的教训，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1904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猛回头》、《警世钟》两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救国就必须先打倒这条走狗。这两本小册子不胫而走，并且流传到国内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地下读物。同时，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行鼓吹革命的刊物，东京成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对国内也起了重大的影响。后来，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请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法令，陈天华忿而投海自杀。另一革命青年杨笃生也因忧愤国事，在伦敦蹈海而死。这些文字宣传和革命事例，一浪高似一浪，把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合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织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发行了《民报》，与君主立宪派所发行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为《民报》主笔。《民报》不断地揭露君主立宪派的本质，巩固和扩大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阵地，为革命行动准备了条件。

    同盟会在国内领导过多次武装斗争。1906年，湘赣边区萍乡、醴陵一带爆发了工人、会党、农民的联合大起义，同盟会有刘道一、蔡绍南等前往领导。1907年，光复会员徐锡麟在安庆组织武装暴动，杀死了安徽巡抚恩铭。女会员秋瑾在绍兴密谋响应。这些起义和暴动事件，都以流血牺牲而告结束。同盟会鉴于内地起义屡次失败，革命干部牺牲惨重，因此自1907年起变更策略，改在西南边区组织武装起义。他们认为，西南边区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起义军火易于从国外运进来，即使起义失败，革命干部也易于逃出国境。但是，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惠州、钦廉、镇南关的几次起义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又都接连失败。1911年，同盟会集中党内骨干，发动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广州起义，又因所联系的军队未能及时响应，在清朝官吏的残酷镇压下，同盟会优秀会员死难者多达72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黄花冈之役。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须经过五年才能重整旗鼓，有的悲叹革命前途渺茫，孙中山也曾想到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他们没有看出革命全局的大好形势，当时除同盟会外，全国各地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此起彼伏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自发性斗争，其来势之猛，有如狂风骤雨，使清政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它已处在风雨飘摇的垂死阶段。

    同盟会的多次起义，都是从运动新军和联络会党入手。清政府严令各省督抚切实清除新军中的不稳分子。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瑞先后在新军第九、第八两镇中撤换和逮捕了一批倾向革命的中下级军官。清政府原来打算一面建立新军，一面裁汰旧军，此时又因不信任新军而停止裁汰旧军，想保存这些头脑陈腐的旧军官兵来阻挡革命潮流。

    同盟会有部分会员不赞成领导人所决定的改在边地起义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边地起义打不中清政府的要害，相反地有利于清政府争取时间，调兵遣将来扑灭起义军，而在内地起义，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可以早日夺取胜利。他们还看到：清政府建立禁卫军和保存旧军这些措施，已经引起了新军的反感，而近来又在新军中进行“肃军”工作，更使新军官兵惴惴不安，因此，把革命的力量打进新军里去，策动他们起义，条件更加成熟。

    1910年6月，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作为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的指导机关。这批同盟会员大多为两湖人士，他们经常化装到两湖建立革命组织，策动新军会党起义。

    湖北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一个地区。日知会成立于1904年，是湖北最早出现的革命小组织。1906年，该会会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派乔宜斋偕同法国武官欧吉罗到武汉视察。那位武官口没遮拦，在日知会的欢迎会上公开发表激烈言论，引起官方注意，因此日知会被查封，大批革命骨干被捕入狱。但是，革命党人是捉不尽杀不绝的，此后又有群治学社继之而起，以研究学术为掩护，在汉口办《商务报》鼓吹革命，又派大批社员投入新军发展组织。1910年，长沙贫民发生抢米大暴动，抚台衙门被焚，清政府从湖北调兵到湖南去镇压，群治学社拟乘武汉防务空虚之际，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机败露，同时《商务报》又因大声疾呼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被封，因此会员纷纷走散。同年，部分群治社员另组振武社，也因组织起义失败而告瓦解。1911年，他们又另组文学社，加强发展新军中的组织，所吸收的对象遍及步、马、炮、工、辎各营。除文学社外，又有孙武、刘公、焦达峰等组织共进会，联络两湖会党起义，相约湖北先动，湖南响应；湖南先动，湖北响应。共进会与文学社虽同属革命组织，但因保密之故，彼此不相联系。

    1911年，全国出现了保路救国的高潮。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为川粤汉铁路所经之地，人心更为激昂。成都惨案发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从湖北调走了新军一协，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期。这一年8月，上海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居正等到湖北，指导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公推蒋翊武为起义军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济民为总参议。为了壮大革命声威，他们请居正速回上海，迎接在香港的黄兴和在上海的宋教仁速来武汉领导起义。起初，黄兴认为武汉一地断难成事，主张多联络数省同时并举，经过宋教仁等解释，他也就不坚持己见了。

    起义日期原定中秋节，因筹备不及，推迟至10月11日举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刘公家中搬运炸弹，失手爆炸，印籍巡捕闻声前来，刘公急将被单盖在被炸伤的孙武脸上，伪装病人怕风，把他搀扶下楼，雇人力车逃走。巡捕在屋内搜出手枪、军服、炸弹、文件及党人名册等件。党人预料官方即将按名拘捕，因此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临时决定，提前于当晚12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起义信号。蒋命王宪章、彭楚藩、杨宏盛三人分途搬运炸弹。杨宏盛用菜篮装送炸弹至工兵营，值班排长一定要检查，杨一时情急，向他扔出一颗炸弹，自己回头就跑，仍被追者捕回。当天下午，清朝军警追踪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当场捕去彭楚藩、刘尧、丁笏堂等五人，仅蒋翊武一人走脱。是日，全城戒备森严，担任传达起义命令的邓玉麟，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因此当晚起义未成。

    当晚，清朝官吏张灯夜审。先问彭楚藩：“你们同党究竟有多少人，从实招来，可以免死。”彭厉声回答说：“狗官休问，全国四万万同胞都是我们的同志！要杀便杀，不必多言！”问官惊得目瞪口呆，次晨即将彭楚藩、杨宏盛、刘尧三人枭首示众。

    10月10日，清朝官吏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各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施行紧急警戒。困守营内的新军士兵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