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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谢明明的监视是全天候、全方位的，但一点结果都没有。但邢天坚持自己的判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连续撒两个相关的谎言，并且去研读《刑法》。
秦川却认为“不应该在一棵树上吊死”，要从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侦破。这个方向就是含有K牌狗粮罐头的超市。因为K牌是高档奢侈品，所以这些超市的数量只有八个。
这个提议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好在不需动用太多的警力，主要还是依靠超市本身的保安力量。
警方的监视之所以没有结果，道理很简单：谢明明自己把问题给解决了。
他的方法很简单：用公司的电话，命令自己在美国的弟弟，给投毒者编号为“7001978140”的账户，汇入十万美元。
这个命令被忠实地执行。弟弟一家，完全凭借他，才去的美国。而且在与K公司相关联的一个公司内工作。
他之所以使用如此隐蔽的方法，是因为他觉察到警方对他的怀疑。否则邢天不会有“共同犯罪”一说，但他认为这不过是怀疑而已。如果警方有确凿的证据，早就传讯他了。
钱汇入之后，他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他认为这是好事情：罪犯当然不会给你打收条。不来找事，就等于“放过了你”。
现在他惟一企盼的就是大中华区的任命，快一点发布。
王从军今年三十六岁，两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湖南老家。他一共有十年的从军经历：三年战士，然后上军校，学习工兵专业。然后担任副排长、排长，到了副连职的位置上，赶上部队成建制的撤销，就转业到老家。
他从来都认为，要是部队不被成建制的撤销，他是可以在军队干一辈子的。他听话、能吃苦。但到了地方，这一切都没有用了。他最想去的单位是公安局。但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答复得很干脆：不可能。至于检察院、法院，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最后，他要求去工商局。复转办原则上答应，说：“我们帮你联系，你自己也跑跑关系。”于是，他开始了漫漫征程。
所谓“跑关系”，无非就是托人情。而人情是需要经济支持的，尤其对他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复转军人来说，更是如此。将近万元的转业费，很快就花完了。他于是开始动用家里的“储备金”。就在储备金快用完的时候，工商局的局长总算同意了。让他去跑县委组织部。组织部门槛自然很高。等他迈过去后，工商局的老局长，被“五十五岁一刀切”了。他找上门去，前局长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只是答应与新局长说说，但接着又说：“人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从头再走一遍程序吧！”
重走一遍程序，说说轻巧，做起来很难。原因就是没有钱了。他的几万块钱，并没有具体送给某个权贵，全是在路途上耗费了：即使是贪官，也很少在转业干部的安排上牟利，谁也知道，这是个雷区。他们不过是“吃你两顿饭、抽你两条烟”而已。可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累计起来，就吞噬了他的全部。
他舍不得前功尽弃，就开始举债重走程序。可就在这个时候，妻子离开了他。愤怒之余，他把从部队偷偷带回来的一枚手榴弹拿出来，要去与“负心女子”同归于尽。结果被已经守寡的老姐姐劝说住。“你要是能戴上大檐帽，她还会回来的！”他当时就发毒誓，“回来也不要！”
他很快就借不出钱来了：任何人的信用都是有限的。一个常年在外的人的信用就更有限。没有钱的他，就像一辆没有油的汽车，停在原地，一动不能动。
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召唤。比他早转业两年的一名战友，发了财，邀请好朋友在S市辉煌大酒店聚会。
他本来不想去，主要是自惭形秽。但想想，这或许是一个机会。就买了张车票，登上了旅程。当然，他不会忘了把那枚手榴弹，放进了军用挎包内：他以为这是他与辉煌的过去惟一的联系，就和勋章一样，必须随身携带。
到了S市，他就去了黑森林超市。目的就是给自己买一件像样的上衣。两年来，他一直穿军装。说实在话，单穿一条军裤，还是很好看的。可如果穿一身军装，却没有帽子、领章、肩章，就不敢恭维了。所有这些，原本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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