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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给情人写信的女子》，公元10世纪，雕塑，出自卡朱拉霍寺庙，现存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从《欲经》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人之性活动的目的主要表现为：第一，为了生殖繁衍，传宗接代；第二，为了建立和维持某种人际关系，如情人关系、利益关系等等；第三，为了性快乐本身。婚姻与家庭意义上的性爱是人的最基本的性爱方式，它体现的主要是“法”的意义。而在此之外，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人与人之间还会出现其他的性爱关系，这是犊子氏重点考察和分析的对象，因为它构成了婚姻、家庭之外重要的社会关系，体现的是“利”。人们的性爱若只停留在婚姻、家庭的意义上，性爱本身便会逐渐失去其快乐的本质，因此，人们常常追求合“法”婚姻之外的性爱快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纯粹性爱本身的快乐。但这样的结果常常使性爱在“法”和“利”之间失去平衡， 社会常常谴责或是惩治人们非“法”的性爱关系，但犊子氏的《欲经》却不是如此，它是认真考察人们的性习俗和性心 理，引导人们善于享乐，如此，性爱本身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
《欲经》也常常被翻译成《爱经》，但实际上《欲经》谈论的主要是性，而且它是从纯粹的享乐主义的角度来谈论性欲的，因此，“爱”在《欲经》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与我们对于性爱的一般观念不同，犊子氏认为，性爱的最高境界是淡然无情，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性爱才能实现其纯粹享乐的本质。因此，性事并不表现为激情，而是表现为对情和欲的节制，“欲”的节制有益于身，而“情”的节制则有益于心。这种说法与印度的密教多多少少有些联系。在印度密教看来，性爱是超越现象世界的有效手段，是最为神圣的。密教对女性的崇拜是一种无私的行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无爱。因此，密教仪式中的性事并不表现为激情，而是一种非个性化的行为，一种无状态的心灵状态和浑然一体的自我，沉浸于其中的是彻底的自我和自我的解脱。正是在这种解脱的意义上，禁欲与纵欲、苦行与性力奇特地化为一体，成为“同归”的“殊途”。
《欲经》的性爱观不同于起源于12世纪西方文学中《特丽斯坦和伊索达尔》描写的浪漫激情，也不同于伊斯兰世界流传甚广的内扎米的《蕾丽与玛杰农》的生死爱情故事。《欲经》所倡导的温柔典雅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性欲，它使激情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以使性和爱得到较为完善的统一：因性而爱，因爱而性，因此它描写的不是浪漫之情，而是富于生活艺术的艳情：在占有性的性欲和温柔的浪漫渴求、无序的本能和有序的道德、天性和人性之间寻求某种模糊的平衡，在构成人的性欲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谋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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