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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历史意见。
《清史稿》咸丰本纪却说：“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是说他要是天假以年寿，别死得这么早的话，以后就要少很多祸患。他父亲做了30年皇帝，后人说做久了，要不然不会这后来的悲剧；如今儿子做皇帝做短了，也有人讲空话，说要是他再多坐一会，也不会有后来的祸患。这真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着都是个历史的悲剧。
为什么对他的早死惋惜呢？真要是如阎崇年先生所说的是个“四无”产品，那应该巴不得早死才是。也就是说，这个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他能任贤擢材，就是能用人。皇帝再没本事都没关系，那反正只是个国家的符号和象征。皇帝太狠了，做臣子的反而没意思了，所以康熙、雍正、乾隆手下无能臣，只有做八股和考据学问的督抚。能用那些会做事的臣子就是皇帝最大的本事。所以咸丰一朝，能臣开始辈出，英雄人物也纷纷涌现，这些人都不是靠走后门和拉裙带关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左右历史的风云人物，这在前几个皇帝那时是没有过的。试问，康熙、雍正、乾隆几朝，有几个如咸丰朝，有这么多的人物？倘若没有咸丰帝，这些人物照样埋伏乡间野草之中了，后世同治、光绪这几个皇帝就享不了清福了，大清国也许真的在咸丰一朝就气数尽了，不用等到二十世纪。大清帝国能再次延续半个多世纪，与咸丰有着莫大的关系。
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为国储才是莫大的贡献。咸丰帝在位短，吏治腐败已是固疾，一百年前，吏治腐败就埋下了很深的祸根；虽经雍正严厉整肃，然而，雍正一死，乾隆皇帝上台，又反弹如初。此时来不及拯救，也拯救不了，但起用了一批能臣，本身就是对吏治的一大举措；武备废驰，到了咸丰手里，有了较大的改观，湘军、淮军都成了能征惯战的军队，加上新式武器的广泛运用，还有了规模较大的水师（海军）。对内来说，心腹之患太平天国已是苟延残喘，离覆灭之日为期不远，很快就可腾出手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这些都不容随意抹煞。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此时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已丧失了最大的诚信。在和与战之间，在真与假之间，皇帝与大臣都迷失了方向。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战不定，真假反复。
经过道光和咸丰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他们不是要来灭亡中国的，无非是贪利，为了他们的所谓“永久利益”——钱。所以后来慈禧说：“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也准确地反映了帝国对西方列强此刻的心态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钱好说。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钱财如粪土嘛。以区区几千万两银子买一个平安，在谁说来，都是值得的。只是对于那些非要苛求的人来说，他们会讲为何不把这些银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为何不把这些钱用来装备军队？这当然有道理。然而，这又是撇开人性的说法，也不顾当时的史实。把银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还是帝国吗？那不是共产主义了嘛。把钱花在军备上，无疑正确极了，问题是来不及了啊。谁知道会从天上掉下了八国联军来呢？过去对付屋门口的闹事者，长枪短刀足够了，原子弹也是后来才有的嘛。
对皇帝来说，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付要钱的，皇帝最有办法了。一是赖；二是躲。实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样自己勒紧裤带也还过得去，弄得好还可得个节俭的美名。《南京条约》签订后，倘若认起真来兑现的话，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北京条约》出现。然而，皇帝与地方官实在不甘心，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卖国贼。晚清几十年间倒确实没有出现过投降的，战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强充当间谍和汉奸的卖国贼的大臣还真没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曾经放肆诅咒大清君臣卖国的“爱国者”，一有情况就跑到外国躲起来，寻找外国人的保护；后来干脆公开投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样的间谍和汉奸来。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提到，由于大清国地方官员作梗，加上西方各国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无所实行。这就威胁到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为了确保条约的实施，就产生了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到了后来，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迫使西方国家认为必须对条约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以确保西方人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借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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