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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既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革命家不能不作出解释的问题。可能还轮不到我等来做出回答。但既然提出来了，虽不必去做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但也不妨提出我自己的思考。
在我看来，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出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镜像上。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后看，看什么？看历史。历史当然是值得看的，因为它是镜子，自己是什么样，照一照镜子就都知道了。这就是历史的妙用。问题是出在历史这面镜子上。它不是玻璃的，也不是透明的。中国古代的镜子习惯用铜镜，看起来比较模糊。而历史这面镜子正好与此类似，它是用水做的，或者说是用金属做的，是可以变形的。这就有点类似“哈哈镜”。心态正常的照出来可能问题不大，心态不正常的就会照出问题来。
而过去的皇帝多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要不就是生于草莽之间，崛起于人肉之中。他们看自己，形象总是很光辉很伟大的，就连朱元璋这种人都以美男子自居。你不敢说“光”，“秃”之类字眼，甚至连与“僧”字谐音的“生”、“笙”等字眼也要小心。用字尚且如此，那么，照镜子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长得丑的人自然不大愿意照镜子，但是，人心是一面镜子呀，这人心你又看不到，摸不着，你总不能下令禁止吧。因此，中国便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叫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来得民心呢？手段固然很多，比如搞一些民心工程啦，花钱来收买啦，都可以。问题是这些手段措施必须是在名正言顺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呀，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把自己粉饰一下不就得了。古人有很多先例在前面，比如刘邦，都说是“刘三”，大名都没有一个，然而，他生下来就不凡呀。他母亲睡在湖边，梦见与神相遇，一时间电闪雷鸣，天昏地暗，他老爸就看到一条蛇出现在他老婆身上，就有了身孕，生下了“邦儿”。这是历史学家白纸黑字写的。为什么这么写？没看到西周的开国皇帝在《诗经》里怎么写的呀，文王的老祖宗后稷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历史呀。有了这样相同的光荣史，还怕名不正言不顺？刚打下江山，甚至江山还没坐稳之时，民心更好收买，老百姓只看实惠；而一大批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甚至不要钱不要命，只要名。要钱也好办，要名也好办。一般情况下，新朝刚刚建立或者尚未建立，百姓一般很苦，给你一些政策就会三呼万岁；要名者更好办，让你当战时的军师、皇帝的老师，听你讲历史、听你说传统不就得了。不愿意的去写历史吧。再不愿意的去做谏官，天天挑皇帝的刺儿。如果打下江山很久了，坐得不耐烦了，老百姓习惯了被收买而又没有本钱继续收买了，知识分子也有些不满了，问题就来了。没关系，观照一下历史就知道了——造反呀。孟子不是讲了，君无道，人皆可诛之。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反反复复。
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历史是人写的，但什么人都可以写历史吗？不可能，历史是当权的人写的，前朝的历史是今朝的人写的。今朝的人就不能写今朝的历史吗？司马迁不就写了吗？唐朝初年，许敬宗总修《五代史》和《晋书》，因为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而他却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后来，一个叫封德彝的大臣揭发了这一件事，许敬宗就恼恨于他，因此在写到封德彝的本传时，就“盛加其罪恶”，不惜添油加醋，伪造历史。
反过来，皇帝要得民心，知识分子也要得别人的心才行。古人讲，得天子心者可为诸候，得诸候心者可为大夫。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不多，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说要把自己卖了，卖给谁呢？谁有权有钱就卖给谁！有了权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了钱能养家糊口，顺带养一帮子亲戚。老百姓没权也没钱，当然不买了，他们也买不起，买得起的只有皇帝。既然被皇帝买了，理所当然就得听皇帝的呀。皇帝如何才买你呢？当然是要用的呀，没有用谁要你。所以要得天子心才能卖得起高价，“奇货可居”。怎么个“奇”法？方式方法自然很多，而归结一条还是要得天子的心才是。最能称中国的皇帝心愿的莫过于把他比做历史上的尧舜了。所以尧舜死了万把年了，却始终活在当今。一代一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尧舜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一块镜子，照镜子的人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就是，肥一点瘦一点的，只需在做镜子时量量身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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