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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就是四年，而且一打就打输了。为什么会输？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两方实力的悬殊。这实力除了科技含量外，还在于体制，有时体制也是软实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历史把责任推给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家族的家长，道光帝责无旁贷。然而，道光帝又是较幸运的，因为他回避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个倒霉的事留给他儿子去收拾了。
具体说到这个皇帝，颇有些意思。他最大的特色是对钱的态度。在历史上，道光帝是以节约著称的，所说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打年轻时起他对银钱就十分精明。他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柴米油盐的琐屑事体。这也难怪他，要怪就得怪他的老祖宗。其实整个清朝，从康熙帝手里起，就在太平盛世的背后埋下了空虚的内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强盛无比，府库里却空空如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空；二是国库空。何以人才空呢？大清朝固然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但大清国是由满洲人来统治的，满洲人打仗还行，治国却不敢恭维。不得不依靠汉人。但对汉人，皇帝们又实实不敢放心。加之，为了控制汉人，康、雍、乾三朝都大兴文字狱，害得那些汉人不敢去钻那些经世之学，都躲进故纸堆里去钻什么训诂、考据之类，于是在学术上便有了所谓的“乾嘉学术”，还美其名曰“朴学”。朴就是朴素的朴，实际上对于世道来说是一无用处的。而乾嘉学术最盛行的地方却又是中国人才的渊薮江淮一带。也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清国的人才库的江淮地区，那里出的人才却都是不做实学的。这样一来就弄得国中人才空泛。到曾国藩的时代，曾就预言一旦国家有事，将无可用之人。果然如此。
国库空虚，这早已尽人皆知，康熙出手很大方，待大臣也还宽容，据易中天先生说，到雍正皇帝接手时，国库里仅存银子八百万两，只够他的孙子赔偿《南京条约》里的白银的三之一，历年户部亏空也达数百万两。这等于说辽阔的大清帝国疆土，实际上只是一副空皮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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