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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青时沉着镇静、机智的道光帝，在应对西方事务时却慌了手脚，毫无主张了。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倘若当时的清廷不再抱着让夷人或番邦不平等的进贡思维，倘若一开始便以国与国之间的姿态与西方通商，那么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早在1699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工厂，出口业务集中在茶叶和丝绸两大项目上。问题是，茶叶与丝绸是中国传统的产业，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刚开始，是顺差很大的。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之后，不仅没有换来外汇或者什么技术，相反，从英国进口的却是一种中国并不需要的物资——鸦片。为什么是鸦片而不是别的呢？英国也并不是没有卖给中国别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品种少，昂贵且不实用，中国百姓买不起，如钟表等。此时的中国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洋人的那些东西都属生活奢侈品，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奇技淫巧”。虽然出口的两大项目中国获利甚丰，但相比起鸦片而言，又是微乎极微的（唐德刚要我们想象一下今天的毒品走私就知道当时鸦片的利润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家史上的普遍罪恶。白花花的银子流入了夷人的腰包，发展到后来，竟然是武装走私，加上滥用暴力了。这可能也是清政府不愿意与夷人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来华经商的外国人受到种种限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不仅要遵守大清帝国的各种礼节，而且还受到很多制约，如不得带家属，不得乘轿，住处被统一安置在固定的洋行，随时有可能受到中国地方官的拘捕甚至拷打等等。因此，来华经商的英国人，生意上的失败和人身安全上的不稳定，英国政府不能不负责任。刚开始，英国使节通过种种外交途径交涉都没有奏效，都受到了大清帝国的草草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英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虎门销烟是一根导火线，它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虎门销烟其实就是一场禁毒反走私的的禁毒运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都谈到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中英两国的关系弄僵了，甚至直接导致一场战争呢？这在于英国政府内部有一批主战派，他们认为要和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政府平等通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的禁烟正好为开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一批反战派。他们反对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战争的议案最终以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271∶262。这场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鸦片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一些中西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实际上不能称鸦片战争，因为不是为了鸦片而战，中英之战非鸦片之过，倘若不是鸦片，而是溺片、麦片，都会发生战争。这一观点遭到了唐德刚先生有力的反驳。唐认为，中英之战就是为了鸦片而战，之所以称为鸦片战争，就是大英帝国为了确保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
总之，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之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因此，我看，唐德刚先生的反驳更有说服力一些，看历史确实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
道光皇帝的命苦就苦这里。中英战争倘若不是为了鸦片，无疑没有非打不可的必要，如果是溺片或麦片，中国自然欢迎。问题是这是毒品走私，鸦片在明代是作为有用之物被列为藩国的贡品的，但到了清初即发展成毒品，因此，清朝后来就一直有禁毒令。只是可惜，由于执行不力，这纸禁令更多时候成为一纸具文，到了乾隆皇帝时更是有令不止了。而在道光的父亲嘉庆皇帝手里，时而禁时而又默认，更助长了鸦片走私。到了道光手里，发展成林则徐所说的将来会有一天“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非禁不可了。但问题是在道光帝时，国家还没有发展到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的地步，倘若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也就更没有非禁不可非打不可的鸦片战争了。故道光皇帝一开始就是要禁要打的，毫无疑问要禁要打。况且这禁烟的事已禁了百多年了，林则徐的禁烟只是一个必然的步骤。除非不禁烟，否则鸦片战争是可以不打的。唐德刚说，这个主动权操之在大英帝国的首相和国会，是颇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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