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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中国人则喜欢虚与委蛇。所谓虚与委蛇，就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一套把戏，大清国耍得多了。刚开始，在鸦片问题上，是禁还是不禁，嘉庆和道光就时而反复。后来在打还是不打的问题上，再次出现反复。道光帝开始主张坚决打，后来一看打不赢了，就和。咸丰上台，一看和也不行，一和我就只能像老爷子那样做叫化子皇帝了，于是极力要打。其实咸丰帝未尝不知道打是打不赢的，于是敌人还没来，就预先跑了。他之所以要打，是出于道德的威胁，即便打不赢也要做做样子，给谁看？给天下臣民们看，给祖先们看，给历史看。这样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像小孩子玩把戏，大臣们当然是会看风向的，看皇帝是主和还是主战，问题是皇帝自己都战和不定，所以朝中大臣也自然就分化为主和派与主战派。这种分化其实并不是出自真心的，而是为了“得天子心”。说来说去，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帝国君臣看清了西方贪利而不是要命的心理，想试着和这些只要钱的异类玩玩游戏。这些西方人倒很“开通”，你要打，我奉陪；你要和，我也奉陪。你如何对付我，我就变本加厉地对付你。正如帝国看清了西方的真实意图一样，西方也认识到这个帝国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不诚实的特性。这正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镜像。
这种形势，并不是没有大臣清楚，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就多次向皇帝提出，与洋人打交道，不能耍小聪明，要诚实。
同治六年，曾国藩上密折陈述与外国修约事宜，在这封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是曾国藩所提出的金石之见。
天津教案本因谣言而起，而谣言的起因又是因为法国慈善修女会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不明就理的群众涌向教堂质询，而害怕群众闹事惯了的天津法国领事竟然开枪恫吓，结果他没打中别人，自己倒先被打死。事情闹到20个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毁，七个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天津示威。慈禧派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曾国藩仍然坚持他的诚实态度，如实向国人宣布了事情有原委，承认了中国人的理曲，同时也拒绝了法国人的漫天叫价，法国也就不再追究赔款，只要求杀人抵命。这样的处理结果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此时的帝国包括士人和百姓，都被爱国的屈辱冲昏了，把对西方的仇恨转嫁到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身上，曾国藩黯然而退。
作为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大臣的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就上疏提出了他最大的忧虑：“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也曾对朝廷和战之间的举棋摇摆提出过批评：“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并劝告说：“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和劝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咸丰十年，天津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继而北京陷落，闻听此信，郭嵩焘给刘蓉写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
咸丰十一年，郭又在他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观曾、郭二人的意见，倘若皇帝此时能用心听取，历史也许真的要改写了。帝国也不至于一再受辱，皇帝也不至于如此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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