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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以独特的眼光，向皇帝陈述了民间这三大疾苦。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应该说，作为一个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侍郎，他所说的这三大民间疾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先看银价太贵、钱粮难纳这一大民间疾苦。曾国藩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为例，给皇帝分析了其粮食税收之重。一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开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种田人平均收入不超过八斗。应征二斗左右，漕斛、帮运费各二斗，这样只剩下二斗。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这应交的六斗是交实物即粮食的话，老百姓还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当时收米者不多，一般都是折算成银子上交。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因为把粮食折算成银子，这个换算价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把银价定高一点，那么所收的粮食其实就多了。由于政府不收粮食，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卖了换成钱；而粮价历来极贱，这样老百姓在卖粮时先吃一道亏；然而，政府还不收钱，还得把钱兑换成银子，老百姓又吃第二道亏。这样层层兑换就等于层层盘剥。一般情况下一石米卖三千钱。过去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钱，一石米就可得三两银子；而今银价高，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钱，这样一石米就只能换得一两五钱银子。因此，表面上政府税收数目不变，但暗地里却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许多老百姓就交不起粮税。由于交不起粮税，地方官员要么施以酷刑，要么只能谎报歉收，前者则贻害百姓，后者则贻害国家。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上半年就开征下半年的税，今年就把明年的税征完了。这样，继任者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为了堵缺口，后继者更加肆无忌惮。株连亲戚甚至强迫邻居代交税款的事情常有发生。这一大民间疾苦显然是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再看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这一条。
自古以来，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是强盗出没之地。最近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府派人缉拿，而地方上的头领却欺骗说强盗已经逃走了。于是官兵便纵火烧毁一些附近的民居，示威一番走了，或者杀掉监狱里的囚犯来冒充一下。强盗不仅没逃走，老百姓早已是倾家荡产。有时盗贼还和官府勾结，即便抓到了盗贼也被收买一通放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四川陕西的盗贼首领就是这样的例子。南方则会匪猖獗，十家之中三家都是贼匪，一些良民也被迫入伙。地方官却欺瞒成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会匪太多，即便抓到几个，在押解途中多半又被劫走；而办案所需经费也是地方官头痛之事；倘若报了案而没有限期破案，地方官又有被参劾的危险，于是干脆都隐而不报，听任盗匪横行发展。事发广西的太平天国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当时的头头冯云山本来就被抓起来了，但一年多后竟然被疏通而放了出来。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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