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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倘若仍旧和往年一样平静地走过，曾国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他在京城里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名朝廷重臣应该不难，只是迟早问题。况且到咸丰二年，他已经从“侍郎衔”转为“侍郎”，即由“相当于副部级”正式成为礼部的“副部长”。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一个造诣很深的文学家。事实上，曾国藩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学者情结很浓郁。他死后，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挽联中这么说：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上联中霍子孟就是霍光，张叔大就是张居正；下联中纪河间就是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阮仪征就是清代大儒阮元。挽联既肯定了曾国藩在学术上的地位和造诣，认为他的学问要比纪昀、阮元都高，只可惜做官做得太早，又长年忙于军务政务，给耽误了，否则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深为遗憾。
在京城时，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不仅自认为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就是社会上也颇为认同，他每作一诗，很快就被传抄天下，人们竞相以先诵为快。
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帝国正值黄昏，偏逢多事之秋。先是英法等西方列强侵扰中国，继而，咸丰元年，新皇帝未正式登基，广西就爆发了大乱。
曾国藩在京城，作为礼部官员，他可以不管这些，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议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于他对洋人的态度，在后来出征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分明。如今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皆是“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不仅是要瓜分中国，而且是要灭亡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学者茅海建考证，在鸦片战争期间，夸大敌情是常有的事，1840年英国出动兵力4000人，舰船40艘；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敌军人数不过四五千人。以这么少的兵力来“灭亡”中国，西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洋人无非是贪利。同治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船。李自作主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自行招募了六百英国水兵，这些都违反了当初与清政府商定的章程。曾国藩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之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因而主张而不能借其力收复疆土。这能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吗？
广西出了大事之后，先后做过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侍郎的曾国藩，对于这种事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导致革命势力一步步做大？曾国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部腐败。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导致风云突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曾国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在他的一篇广为人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曰银价太高，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业主只获其二耳……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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