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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臣历来是很忌讳的，防范也历来是十分严密的，否则就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就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了。并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亲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抢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儿子；后来抢皇帝宝座的也没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亲，只不过这个母亲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抢侄儿子宝座的并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亲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儿子们几大阿哥争夺宝座的事情还少吗？事实上，对朝廷对皇帝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放心的。至于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将军、都统几乎清一色是满人，或者和满人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这是事实，这和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家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满汉之间矛盾和防范意识很深，那么在汉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说，刘姓和异姓之间的矛盾和防范意识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说不过去吧。
这种现象，说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跟民族意识关系不大。至少19世纪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个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清廷，穆彰阿、肃顺等都是满人，我看他们和许多汉臣关系就很好，就极力主张排除满汉之间的成见，任用他们。后来，肃顺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满汉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满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见在这种家天下制的帝国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威胁到皇权，都不可能有好下场。同样汉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国藩和江西陈启迈因为军饷等事而不和，曾国藩一点也不考虑陈启迈是汉人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乡而把他参掉了。他参李元度也是如此。至于满洲权贵对汉人的顾忌，不见得是民族鸿沟，如官文，此人对汉人向来瞧不起、不合作，但他这种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结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应事务都言听计从，为湘军减去了一个掣肘的对手。倘若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来帮助满清王朝来平叛的，相反他们甚至会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来说事，是不符合19世纪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无非是为洪秀全造反的合法化提供一个面具而已。
曾国藩和朝廷之间的君臣斗法就由湖北巡抚一事开始了。但是，心知肚明的曾国藩并没有计较，相反更加增添了如履薄冰之感。第一次和朝廷斗法发生于咸丰七年二月，其父曾麟书去世，他抛下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他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队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仍然是祁大学士的那句话的作用，授实职实在让皇帝放心不下，于是干脆同意他在家终制。第一次君臣较量以曾国藩失败而告终。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一年后，曾国藩认输了，因此，当浙江局面一变，御史李鹤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以解浙江之急时，曾国藩不再讨价还价，立即出征了。
第二次斗法，发生在咸丰九年。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老六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不让曾氏感到尴尬？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不得不与皇帝斗法。他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早就是正一品衔了，那么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的一次发生在同年，胡林翼为了让曾国藩尽早有地方实权，上奏要朝廷命曾国藩入川做川督以防范太平军入川。然而朝廷只答应命他入川而不让他做川督。本来寄予很大希望的曾国藩见无实职，便不想入川。但是圣旨既下，不入川岂不是抗旨？进退维谷之际，君臣之间又开始了斗法。皇帝那边见曾氏没有动静，一连四次下诏催促；曾氏这边不见实职不走，用了“拖”字诀。果然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胡林翼的安排下，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征得朝廷同意，不让曾国藩入川而是赴安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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