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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和学者都认为曾国藩忠于满清王朝是“愚忠”。我倒认为，这“愚忠”二字值得商榷。撇开一切意识形态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曾国藩不忠于清王朝，难道要忠于洪秀全这个老童生不成？那就不是忠了，那是造反啊。当然不忠于清王朝，也可以不忠于洪秀全，还可以“忠于”列强啊，可那真的是卖国了。
事实上，曾国藩的“忠”并不是“愚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忠”要远远超出对朝廷的“忠”，用一个许多人不喜欢的词来说，“卫道”的成分要多于“忠君”。什么是“卫道”？通俗地讲，就是孔孟之道，这是老祖宗的东西呀，满洲人入关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也不得不宣布奉行孔孟之道，也正是清王朝这一英明的抉择，才赢得汉人的拥护，才不至于重蹈蒙元的覆辙，才能使有清一代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信奉老祖宗的东西有何不妥？顶多算保守啊。总比信奉别的民族文化要好得多。
这一点，从他出师之日，发布《讨粤匪檄》的那一刻起，就昭示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至于直到如今，历史学家仍然在说，他在檄文里突出强调了“卫道”，显示他这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甚至都以为这是曾国藩的失策，以至于后来朝廷不信任，士大夫多有指摘。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朝廷上下对“卫道”与“忠君”的看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乡贤王夫之崇拜有加。王夫之是衡阳人，明亡后，他开始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失败后隐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国藩对他的民族气节十分推崇，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刻印、亲自校对，编成了《船山遗书》。他之所以不打出忠君的杏黄旗，或许有什么别的考虑，但有一点，即是造成了这一事实，他的湘军不是勤王忠君之师而是卫中华文化、卫传统纲纪之道之师。这怎么能说他是“愚忠”呢？
不仅如此，从他出师之日起，其实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说过，他既要顾虑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虑士人的清议，同时面对一支数量庞大的太平军。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朝廷。虽然有唐鉴、倭仁、穆彰阿、肃顺等大臣的支持，但毕竟他手里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又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朝廷岂可安睡？
咸丰四年，湘军水陆两师联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朝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暂时代理一下。曾国藩出于“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上疏辞谢。谁知奏章还在路上，第二道谕旨又来，免去了他的这一代理职务。这让他十分尴尬。个中原因，就是祁隽藻大学士悄悄向咸丰皇帝打了个小报告，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用当时的话就是“匹夫”。一个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丰帝不是傻瓜，一句话，就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不可小觑，他可以招募军队来帮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转枪口，直指朝廷。到时候这皇帝宝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丰帝顾不得“圣旨不是儿戏，不可出尔反尔”的惯例，随即下诏收回成命。
要知道，这可不是由满洲贵族来提醒皇帝的，而是一个汉臣。多年以来，都说满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严重，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朝廷对汉臣防范严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为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驱除挞虏，恢复汉人的天下，起而举事。那么祁隽藻的做法岂不是做了满清的帮凶？曾国藩固然是帮凶，林则徐当然也是帮凶，左宗棠是帮凶，李鸿章是帮凶，胡林翼是帮凶，那朝廷上下无一不是帮凶、汉奸。我就不相信，这一批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还不如一个老童生？无论从识见、民族心理、才干来说，他们未必分不清满汉区别，忘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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