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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这个时候，皇帝也显示出他的大度和爱才心切来。皇帝分别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征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了。面对皇帝的询问，曾国藩虽然不像胡林翼那样，举贤不避其亲，为左宗棠大肆唱赞歌，但他也没有讲其不是，而且他明确回答，希望皇帝知道此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脾时局”。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并没有坏左宗棠之大事，相反也是在玉成其事。
皇帝得到胡、曾的回复，当即命左宗棠回湖南招募军队，听从曾国藩调遣。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让左宗棠自领军队的考虑也是对的，左宗棠将他招募的军队别立一帜，称“楚军”，一开始就与湘军区别开来了，“湘”在过去还是属于“楚”的，名为受曾国藩调遣，实则想独立。不知道左宗棠的这一做法，是否考虑到了曾国藩的想法，抑或是有意要做给曾国藩看的呢？
后来，曾左的分途，其实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人们多怪曾国藩的做法对左宗棠不公，其实，从“楚军”命名即可看出两人的关系分裂的端倪。“楚军”之例一开，后来李鸿章如法炮制，自命其军为“淮军”。
论军事才能，左宗棠确实不在曾国藩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此沙场征战，连克得胜，奠定了他当世的功绩和后世的英名。
曾左友情的破裂，我始终认为，左宗棠应负更大的责任。本来做为曾国藩的部属，自树一帜的做法就有失人情；后来曾国荃打下南京，走脱了幼天王，被左宗棠得知，他不告诉曾国藩，竟然直接给皇帝上奏折，把此事捅了出去，这一做法就更不厚道。本来功高震主，更兼曾国藩己有奏折说幼天王已死，倘若皇帝怪罪下来，此事非同小可，难怪曾国藩从此不与他来往。为了消灾，曾国藩把左宗棠在打下杭州，让十万太平军从城中逃出之事也写在奏折里，不想，又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弹，两人交恶公开化。可见左宗棠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些任性而为。
同治四年，太平军的残部退到广东，此时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左宗棠奉命南下节制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军务。而广东兵力不足，无法独立防堵太平军入粤，加之，左宗棠所部在福建一带连挫太平军残部，迫使他们逃往广东。郭嵩焘见广东形势紧急，立即向左宗棠求援。而左宗棠竟然上奏要北上剿捻，不久其部果不入广东而折回上海。福建之贼虽平，而广东形势甚迫，看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郭嵩焘不禁感叹：“季高此举，使人郁闷。”结果，进入广东的太平军连占了广东几个城市。见此形势，郭嵩焘只好上折请辞。然而，朝廷不仅不批准，反而罕见地指责他“负气”。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雪上加霜，上疏说广东剿匪不力，要求朝廷严办广东督抚。朝廷看到广东形势不妙，命左宗棠驰援广东，不想左宗棠竟然要以撤换广东督抚为条件。郭嵩焘等被撤之后，左宗棠仍不入粤，继续上疏说广东如何贻误军情，最后使得郭嵩焘又受到严厉责备。面对这样一个不讲私情，甚至一点不顾及当年托请潘祖荫上折力保的面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自己，不仅在公文中四次指名参劾，而且在私函中极力诋毁自己的左宗棠，郭嵩焘也毫不隐瞒自己的不满，在给友人的信中予以痛斥。
左宗棠于得胜之际盛气凌人的做法，更让人不可理喻。本来让左宗棠节制三省就是郭嵩焘的奏疏，郭嵩焘得知皇帝批准，兴高采烈写信祝贺，不料，左宗棠竟然回信讥讽，并以教训的口气说郭嵩焘无能，“贻误各节，则昭明较著，无待察访也”。在另一封信中，又骂郭嵩焘“近于迂琐”。后来，左宗棠入广东，不仅当面斥责，而且屡次在信函中诮责于郭，郭嵩焘自言：“左帅一信五咨，嘻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等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自此终生不肯原谅左宗棠。
美籍学者汪荣祖在《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中认为，左对郭这种以怨报德的做法，是把郭嵩焘当做曾国藩的同志来发泄的。殊不知，左宗棠与郭嵩焘还是亲家。左宗棠死后，郭虽然前去吊唁，但心里仍然没有原谅他。“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铺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从左对郭的态度来看，亦可见当年曾国藩的思虑与识人之远见。有记载说，左宗棠出身举人，所以后来做了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接见属下时，总是先看其履历，先接见举人出身的，然后才接见进士出身者。他的理论便是举人优于进士论。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的心理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阴暗面，或许正是这一阴暗面，导致了他先后与曾、郭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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