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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左心气很高，招之未必前来。再仿效“三顾茅庐”？又担心此人言过其实。左思右想之后，张亮基想出一奇招。
他派人送一书信给陶府陶公子，信里说，长沙危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陶家世受国恩，又系富户，理应为湖南官民之榜样，要求陶澍的儿子陶桄五日之内筹办十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陶家哪里拿得出十万两银子，于是不得已往湘阴搬请左宗棠。左视陶家公子如同自己儿子，哪里容得下官府欺压陶家，于是立即赶赴长沙。到得长沙陶府，张亮基早已派兵把陶公子“抓去”了。于是左宗棠又赶到巡抚衙门。到那里一看，方知中计。张亮基就这样巧妙地把左宗棠“赚”到了长沙。左感其诚，于是答应做他的“师爷”。张亮基此计，和当年曹操计赚徐庶，颇有相似之处，但曹操之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赚来了徐庶之身却赚不来其心。故张亮基在这一点上要比曹操高明得多。后张亮基去了武昌，左仍在骆秉章门下做师爷，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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