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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崇尚理学，尤其是汉学，深信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而不在言语。察人识人是曾国藩胜过曹操之处，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一个“恒”字。他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并且他还能时时对照检讨自己缺乏“恒”字的行为。能够守一“恒”字的人必定能成大事。第二个是一个“勤”字。勤能通神，曾国藩一生用“勤”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之，还把它作为人生“八本”之一传授后人。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便可日起而有功。他有一篇《克勤小物》的文章，就是专门谈百尺栋如何从平地始，万石之钟如何从一铢一两累起的。不仅做事要勤，而且精神也要勤，所谓“精神愈用则愈出”，这实际上是在人的精神面貌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勤奋不勤奋，在精神上也要看得出来，就是常用精神。第三个字是“志”。这自不必说了，他身边所用之人哪一个没有远大抱负？但“志”不是空谈清议，而是从点滴做起，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从“克勤小物”做起。“志”也就是“器具”，他深爱“才大器大”四字，甚至在他看来，才干之大小取决于器具之大小。“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器具就是度量，就是胸襟，就是见识。绝不是空谈，不是志大才疏。“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味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具体到对将才的认识，曾国藩既有自己的理论认识，又能做到用人得当。他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那么这四者如何来求得呢？曾国藩在给九弟指教的时候说了：“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牟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牟中亦未始无材也。”这就是曾氏识人之最大特长，只恐是曹操不可及也。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就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在关键场合重用。曾国藩手下有两个有名的“缺德”之人。一是李鸿章。无“恒”是李鸿章一大缺点，曾国藩又爱其才，为了对付这一点，还专门教训了他一顿。曾国藩军中规定要早起，而李鸿章开始还可以，慢慢就做不到了。一次吃早饭时李鸿章还没起床，曾国藩派人催了好几次，见躲不过，李鸿章便撒谎说身体不适——这又暴露了他另一个缺点，就是不诚实。结果曾国藩大发脾气，掷了筷子，说非要等到人齐才开饭。这样李鸿章才怕了。贪财是李鸿章的又一大缺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之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不如他能带兵打仗重要。二是黄冕。前面说过，此人有大才干，但为官贪。曾国藩不仅不说他，反而委以筹办粮饷之重任，并经常保举他。不过这种人，曾国藩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两个例子，都是曾国藩用人有道驭下有术的表现。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同样把他们纳入有才无德者之列，并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认为这种人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片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牟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撞，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最后他归诸为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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