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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待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不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页，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作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14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最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这最后一件折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呢？
从折子的题目来看，似乎是以歌颂“圣德三端”为主，顺带提醒皇帝要预防流弊。而从折子的内容来看，却正好翻了过来，“圣德三端”只是一笔带过或者说是虚晃一枪，落脚点却在后面的“流弊”上。
到底是哪三端圣德呢？其一为“敬慎之美德”：“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其二为“好古之美德”：“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其三为“广大之美德”：“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赞美之话，皇帝自然不例外。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单纯看曾国藩所说的这三德，皇帝岂有不欣喜之理，又何至于起杀机呢？难道这皇帝不想听阿谀奉承的话？
非也！上面说过，此三德只不过是曾国藩虚晃一枪，为后面他要讲的预防流弊张目。接下来，他在每讲一圣德的下面，笔锋一转，便大谈流弊。
与这三圣德相对应的恰恰就是三流弊。如在“敬慎之美德”后，笔锋一转便成了“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在“好古之美德”后，一转而为“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在“广大之美德”后，一转而成“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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