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沃维克路
沃维克路（6）

    对于左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戏剧性，乃至于即使变成闹剧也比谨慎认真而普普通通地做工作要好，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在左翼中（别的地方也有）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去无限放大，但这不是我所属于的这部分左翼。克兰西的美国历史就是英勇的抗争史，还有同政府的流血冲突。矿工反对冷酷的矿主——不，我不是说没有冷酷的矿主，并且人们总是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残暴。约翰•布朗腐烂的尸体、克拉伦斯•达罗为自由和真相而斗争的法庭、大萧条时期的难民救济所，在克兰西的眼里，这些就是生活的中心，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

    英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充斥着英雄人物和大事件。而克兰西对此的了解一点不比他对美国的传奇故事了解得少，但对于那种一群小人物奋斗几年去改变一条小法律的故事，他就显得一无所知了。

    我应该把我的“疑问”——这和从苏联获得的“启示”无关——写下来，尽管它们在当时是那么令人不安和不确定。

    有时候我会审视下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想知道到底其中哪些——有些还没有成型，只有个大概；有些却狂妄而令人惊讶——会是我最终应该听从并且去执行的，而又有哪些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滑稽，甚至可鄙呢？

    刚从巴黎过来的时候，克兰西有点不正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一个住在巴黎的好朋友，美国人，说他是个疯子，而其实人们已经这么说他多少年了。“克兰西，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些啊。”最近他才觉得人们这么说他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他也毫不隐瞒对我说心里话，把我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师。而他的年纪比我要小。

    用我对杰克、高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酷而有效的标准来衡量，克兰西和我在感情方面——那是最主要的——和性的方面，无疑是不怎么合适的。不过这也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在感情方面的冷淡态度，但是在知性上，我们还是很相称的，呃，至少曾有一段美好时光。首先，他什么都读。他妈妈是个穷困的俄裔美国移民。和他爸爸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了。他爸妈都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和贸易联盟的组织者，经常失业而被迫搬家。比起革命事业来，扶养孩子则是放在第二位的。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一个幸存者，是我认识的最极端的人之一。“难怪你总是很振奋，”我这么对他说，而他说：“小姐，我才不振奋呢，别人才是。”

    克兰西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从而成为了一个双重的反派。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处在偏执的美国，第二重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叛徒。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少数里面的少数派。他妈妈认为如果苏联是斯大林分子，那么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被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诅咒和谩骂了好几年，直到现在他才恢复了名誉。不久以后，英国和欧洲的革命青年们就都开始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简单地提一下这些老派系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各地的共产党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则是叛徒和异端。不过新一代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能赢得苏联的领导权，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能成为它原本想实现的形式——成为乌托邦。艾萨克•德切是个研究苏维埃革命方面的历史学家，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我个人十分推崇这两本书，它们讲明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不久前还批判另一方的背叛和误导，过一会儿就站在他所批判的一方的立场上去了。这就像在看一出木偶剧，而这些稻草人都被洪流所冲垮。布尔什维克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后，认为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自相残杀，但是他们却还是这么做了。

    列宁对人类幸福的最大贡献是革命警惕性的概念，在实践中指的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严刑拷打、监禁、威胁和流放，以保持他们对敌人的革命性。后来斯大林倒是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这个政策。

    当我把克兰西介绍给鲁本•希普、泰德•艾伦以及团体里的其他人的时候，我见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见面就相互讥讽，激烈地争论彼此的观点。但毕竟他们还在交流。而最近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托派值得打个招呼——更准确地说，觉得他们脑子里都被插了冰锥。

    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派，私下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趣。在性情上，托派分子是这样一群人：无政府主义，尖酸刻薄，强烈的激进，有趣。

    在50年代的共产党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笑话，说斯大林派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从和保守，而托洛茨基派就像荣格主义者：都是反叛者。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也很难解释当时弗洛伊德主义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像个教派，像祭司守卫着神谕；他们迫害反对者和偏离他们路线的人；他们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是群偏执狂。我不能说弗洛伊德讨人喜欢甚于马克思，但是他——他们——会讨厌他们的后继者吗？有开创性的思想发动一些运动的人肯定会被他们所预见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所困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人，受他们影响的这些人会纠缠于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当作偶像，变得狂热而偏执。

    我发现，在政治方面我很赞同托派分子克兰西的观点。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党员，总在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党而又不引起麻烦。而这样做当然会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党对托派的路线还没有变。在左翼阵营里，每个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精确地定义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个人的“路线”不一定就符合党的路线——其实很少有人会符合。克兰西和我花几小时讨论：你对这个……那个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是真相么，还是个？应该有场革命了——当然——但是显然英国和欧洲的共产党没那个能力去领导它，它们太软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