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沃维克路
沃维克路（5）

    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说他想见我，讨论一下……什么呢？也许是文学。我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邀请他共进午餐。当他到达时，发现我是孤身一人，一张桌子摆放着两个人的座位——那还是在琼的家里时。他原本以为会有其他客人，是一个真正的午餐宴会。他仔细看了到处堆放的书籍和纸张后说：“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能看出来。”他很紧张，我装作没注意。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改变自己的方式以迎合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的话，我会受谴责的。“我不能单独在这里与你共进午餐”，他说，“这可能会被误解。”

    “哦，为什么？”我假装问道。他是那种很让人愉悦的人，一点也不像个官员。我带他去了法国酒馆，在那里的楼上有个很好的饭店。我给他讲了“自由法国”和这个酒馆的故事，以及七月十四日时人们在这条街上跳舞的情景，他很喜欢。他一点也不想谈论文学，并且承认自己很厌烦文化；他希望我不要把他想得更糟糕。他所喜欢的是杂技场，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他很高兴我没有太过惊诧，因为他知道作为文化参赞他应该了解点书。在我们告别时，他说他感到抱歉，但他不得不告知我：我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托尔斯泰信徒。不，这不是赞美。

    一件事情只会在发生之后甚至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充分表露出它的全貌。我受邀到苏联大使馆进午餐，会见保罗•罗贝森。他是一位歌唱家，一个很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曾因此在美国招致诸多不快。像往常一样，我思考了起来，哦，上帝啊，我想我必须如此的。在午餐会上，大使馆的苏联官员跟客人一样多。大约十六个人坐下来共进午餐，包括帕米拉•汉斯福特•约翰逊和斯诺，后者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共产党员的话，却也很受俄国人的信任2。詹姆斯•阿尔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一起坐在那里。詹姆斯•阿尔德里奇的小说《外交官》在苏联被推崇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詹姆斯在英国却默默无闻。《外交官》充满了所谓的“进步思想”，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可悲的是他也写了一部优美的短篇小说《猎人》，关于他成长的加拿大的荒野。但这部小说，这本真正的、好的小说却被苏联忽略了，同时也被英国忽略了，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

    我坐在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旁边，他写了《静静的顿河》和《归海的顿河》。前一本书讲的是第一次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和白匪的战斗故事。小时候我还在农场那会儿就读过，写得很不错，有点史诗的感觉。我想，形容这个人用大男子主义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说好听点叫做男子汉。不一会儿一种厌恶的情绪就在我和他之间蔓延开来。他问我读没读过他的书，我说读过。喜欢么？嗯，不过我觉得《静静的顿河》比另一本要好。既然他给了我表达自己看法的荣幸，我就告诉他我认为第一本书既有激情又有新意，爱情故事也很美，但是第二本就不怎么样了。听我一说他就怒火中烧，他说如果我在他们国家的话，他要把我绑在他的马屁股后面拖着，等我摔倒在地上哭求他原谅的时候再用鞭子抽我。他这就是这样对付像我这样的女人的。我说我毫不怀疑他

    会这么做。就这样，我们相互嘲讽了一番。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本书是从某个不幸的年轻人那里剽窃过来的，当它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举世赞誉的时候，他就尝试写了一部可以与之匹配的《归海的顿河》3。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保罗•罗贝森还有他妻子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还没有一个字儿是用正常方式说的。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要么就是谨小慎微，要么就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每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会受到威胁。他在苏联使馆里，旁边到处都是苏联官员。他依赖于苏联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待他很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极端化的时候，就像那个年代一样，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们就会显得愚蠢。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见过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同样我也可以说我没有。

    同罗贝森的谈话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左派和英国的左派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如我说过的，美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承认，更别提讨论了。描绘这个国家的一些图像是：贫穷的男孩女孩能成为总统……背景贫寒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功成名就……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现在这句话成了富足的廉价标志）……杰斐逊、林肯以及诸如此类。但这是个在发着高烧的国家。我和他谈到“共同的语言”——英语——有时候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因为有些词的用法不一样（尽管不是很多）而妨碍了交流，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差别，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气质的不同。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一切有关国民性的提法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

    比起我认识的英国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表现得更共产主义、更狂热、更会走路线、更能妄想。就像共产党所号召的那样，他们一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投入的——当然了，这可不是褒义。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者也很容易走向向另一个极端，反共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就像美国政府对待罗伯逊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做的一样。

    现在是克兰西•西加尔，他.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他穿着当时典型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装扮——牛仔裤、毛衣、长长的背带，让你不禁会想到里面夹着一支可怕的枪，孤单的叛逆者，孤身对付坏蛋的治安官。

    有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美国人在城里想找个地方住，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间房。我回答说我做过房东，但不想再试一次了。无名氏同志就说，有间空房却不帮同志的忙难道不觉得羞愧么？

    我见过的美国人大多是出版商或者是电影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严肃、举止得体、梳着边分的发型，戒备心极强，说话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僵硬的上唇”这个短语估计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施了法术一般动弹不得。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嘴唇就可以从一百码开外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不是因为麦卡锡的缘故呢？是不是在他的恐吓下，就算同左翼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也要闭上嘴巴表示服从呢？不过好在这种人不久就绝迹了，美国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松松垮垮的老样子。

    克兰西是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一大堆左翼的英雄式的影片，更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最近他刚完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旅程，独自驾车横穿美国，像个疯子一样，和亚伯拉罕•林肯、克拉伦斯•达罗、萨科和万泽提、杰斐逊、约翰•布朗、还有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出现的每个人交谈。

    克兰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我开始感到焦虑的东西。只是开始而已——这就是困难所在。事情总是有预兆的，可是等这些事情发生了再回顾，人很容易不诚实。有些小小的阴影，可能在十年后成为一场风暴：关于你自己的，关于别人的，关于时间的；也有可能就这么消逝。

    我开始对左翼浪漫主义感到不安，更不用说感伤主义了，决不限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它渗透在左翼当中。感伤主义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行为。装腔作势。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巴士底狱、冬宫的腥风血雨……这些都被神化到和真实情况毫无关系的地步。就这些我可以讲几页——我在说些什么啊？——一本书，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