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沃维克路
沃维克路（17）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些殖民地自由运动的会议，芬纳•布劳克威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这些会议经常在下议院下层地区的一间很大的屋子里开，参加会议的有二十来人，也许这其中就会有未来的总理或者主席。他们或者刚刚从英国的监狱里放出来，或者将要消失在监狱里。我确实在他们类似的实践中找到了民主。这些加速或者说标志着不列颠帝国的崩溃瓦解的会议，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长长的日程安排，一张列出处于不同程度的动荡不安阶段的不列颠殖民地或者保护国的清单：塞浦路斯、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英属圭亚那……等等。巴巴拉•卡斯图尔为了这些会议从上议院下来：她是一位有效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那些国家的名字被大声地读出来，然后有人会作关于在那儿都发生了什么的报告。北罗德西亚？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在铜矿的罢工中，恩孔布拉和肯尼思都被逮捕了。尼亚萨兰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等等。但是提到南罗德西亚时，只是一带而过，没有任何和动乱有关的事情。我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不列颠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说，南罗德西亚从1924年起就是一个自治殖民地了，但是有两个保留条款，一个是防卫权，另一个是内政权。在1924年起以后的任何时间里，不列颠都有权利去干涉那里黑人的事务，保护黑人，禁止他们通过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是原文照搬南非的。但是不列颠从来就没有那么做过，一次也没有。那个时候南罗德西亚的黑人厌恶联邦制的想法，如果当时不列颠采取干涉措施，并且不列颠也有权去干涉他们，是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我看着这些“不想知道”的人的礼貌的铁板一样没有表情的脸，没有人对我作出回应。不列颠从来没有向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说“不”。很显然，在那个开会的大房间里，这这些人已经认为，一切已经太迟了。

    那是一个很痛苦并且令我很受伤的经历。我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讨论有关殖民地的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空的。没有人对这些议题感兴趣，除了那些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因为是殖民地的自由的捍卫者而为人们所熟知。他们肯定知道不列颠对于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负有责任。但是现在，即使我提醒他们，他们也不在乎，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我还记得有很多次，我和查尔斯•明格勒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听他们说，“当我们在英国的兄弟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那么他们将会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兄弟们”……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兄弟们”包括贸易联盟和参加工人运动的兄弟们。有很多关于贸易联盟的会议和工人党会议的情绪高涨的谈话，还有一些与殖民地的自由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关于不列颠的一些旧的观念，或者，我应该说是英格兰，庄重，公平，以及——忘记那个过时的词吧——荣耀。荣耀不是——或者说，曾经不是——一个对于非洲人来说过时的概念。当北罗德西亚的黑人们暴乱、扔石头；当尼亚萨兰的黑人们选择暴力，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出卖了：维多利亚女王对他们的首领们做出过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被打破了。类似的，查尔斯•明格勒和他的伙伴们不能相信不列颠将不再遵守它在保护条款里所作的承诺：任何对南罗德西亚的黑人不利的立法将不会被通过。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一定会仍然相信这个过时的关于荣耀的信念，因为当我意识到那些在不列颠的某组织的人，他们对于殖民地很在意，却对南罗德西亚和不列颠的责任不感兴趣的时候，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已经死去了。不列颠王国是多么的粗心，多么的懒惰，多么的无动于衷，他们对于广大的国家和数百万人民是多么漠视，甚至不愿告诉自己他们的情况。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些；是的，我曾经努力地去和这些漠视作斗争，尽管力量弱小。但是现在，我在下议院的最下层，冷酷无情地、尖锐地、最终认识到，不列颠是多么的不认真和没有责任感。所以我转变了。把查尔斯•明格勒永远不变的“当我们的在英格兰的兄弟们知道……”和那些在那间房子里无动于衷的人相比较，是多么的罪大恶极。我是如此愤怒地回到家里——不，我已经超脱了愤怒。我会为查尔斯•明格勒和他放错地方的希望哭泣，为他对背叛的“兄弟们”的信任而哭泣——但是，我已经超脱了泪水。那可能就是我不再相信在政治里存在任何正直的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不再参加那些会议了。当那些被理想主义或者信仰支撑和鼓励的人们看到了结果的时刻，他们选择了暴力或者“直接的行动”。对我来说，“直接的行动”是酸腐的乏味的，正如对于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是，很短时间之后，当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让动乱变成了战争的时候，那是因为那个时刻——那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我宁愿选择不相信我还会珍藏着这些对我的国家伤感的期望。

    在结束风云突变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那一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一年——之前，我卷入了动乱，我处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示威人群之中，但是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对于人群的不喜欢——通常是对于那些将要濒于沦为暴民的人群，随着我所参与的示威与日俱增。我也与那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对于匈牙利的入侵。8我注意到，有很多我们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涌向了布达佩斯去体验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我为我那酸楚的观点而觉得羞愧，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于革命的兴奋的非常不同的评价的开端。退党申请书就像洪水一样出现，很快，那些被苏联称为“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分裂出来，并创办了一个更吸引人的杂志《新推理家》。爱德华•托马森——历史学家托马森——和约翰•塞迪利是这个有点落伍的行动的精神支柱：因为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就看出来，那不是我们当时所想的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