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沃维克路
沃维克路（14）

    我去看望了我的兄弟，在他马兰德拉斯的家里呆了两天。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款待了我这个头脑有问题的、写了这么多不公正的书人。而我则是与这样一个人处在一起：你甚至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很极端，就像一幅讽刺漫画。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在自己母亲身边。她和她的老朋友克尔邦妮住在一起，我们见了面，以自己惯常的礼貌对待彼此，而在这个表象下隐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悲伤。

    我去见了那个著名的联盟领导人马尔文勋爵，告诉他我想去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因为加菲尔德曾警告我必须得到允许。他说：“你想去多久？”当我说一个星期左右时，他说：“我想你在那段时间里做不了什么坏事。”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禁止我入境了。

    这一切都有种魔力在里面，一种非专业的：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特殊部门不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哪怕一秒钟的为难。如果我是黑人，持着我的观点，我会整日奔逃、躲藏，就像国民会议的人们一样，或者装扮成一个家仆。

    在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丛林中开车行驶数小时。我是路上唯一的一个人，时不时地停下车，坐在空地的边缘，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有一次，我向北行驶在通往建设中的凯利巴大坝的路上，我看到前方的路边停放着一辆显然是出了故障的车。车里是两个美国学者，我曾在去索尔兹伯里的前夜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道。他们脸色苍白，在发抖，他们很恐惧。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这空间。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不敢看它。我站在他们旁边，他们蜷缩在汽车前排的座位里，而我看着那无处不在的宏大的、空旷的、碧蓝色的远景，问他们害怕什么。但是对他们而言，那种陆地景色却充满了危险。他们请求跟在我的车后面，以使自己不再是那条路上仅有的一辆车。他们跟着我直到通往凯利巴大坝的岔路口，在那里他们对我报以哀婉的微笑，挥手告别后，慢慢地开向了前方。

    在这次旅程中，我曾开车穿过一片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森林——颀长、高贵的树和洁净、黄色的草，到处都是动物和小鸟，甚至还有大象，它们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在一座小山冈上。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们消失了，那片森林也消失了，仅残留下受到严重破坏的树木和腐蚀的痕迹。

    去北罗德西亚很让人兴奋，不全是因为现时的“动荡”。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去那里，除非是不得已——像采矿工程师、公务员、寻找工作的矿工。北罗德西亚是铜矿带地区，卢萨卡（赞比亚首都）并不重要。当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黑人都在城镇里，而不是在丛林中的村庄里，不像南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在那里，大部分人都还居住在村庄里。那是一个酗酒、野蛮的地方，像拓荒前的美国西部城市。飞往卢萨卡是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到一个落后的国家的过程。整个北罗德西亚都动荡不安，人们发动暴乱、朝坐在车里的白人扔石头、火烧小建筑物——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所能用的悲哀武器。在过去的日子里——30和40年代——新闻中的公共人物是矿工们的工会领袖罗伊•维伦斯基：白人矿工。他很聒噪，给人印象深刻，他粗暴地反对黑人。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认为他像“一块未加工的钻石”。最近他降低了自己的种族主义论调，想要与时俱进，但是黑人仍不信任他、憎恨他。他曾被任命为北罗德西亚的总理，联邦的支柱之一。这是多么愚蠢至极的一件事，甚至今天的人们也会为此大为惊讶。它好像是当局者在故意对黑人说：“你们绝对正确；成立联邦意味着你们将受制于憎恨黑人的人们，不止是南罗德西亚人，还有你们最著名的当地人物，维伦斯基。”

    我来来去去，还到过了其他一些地方，但所有那些我都写在了《回家》里。有三件事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一件是我对非洲国民议会总部的参观访问，它是坐落在郊区的一座小砖房。在前厅里，肯尼思•卡翁达坐在那里读《新政治家》。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身上每一处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在后院内，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迎接问候议会当时的领导人哈里•恩孔布拉，他刚结束去同加河的旅程，在同加河居住的人们被强行迁离他们的土地，以腾出空间建造雄伟的凯利巴大坝。同加当时有个政治问题，曾被国民议会利用来控告那些白人。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就没有人再为那些受苦的同加人请命了。那些日子里我特别容易感伤，为当地公众的强烈抗议所触动。哈里•恩孔布拉归来了，他曾在丛林里度过了数个不眠之日以躲避警察。我看到站在院子里拥挤的人群，他站在一个箱子上对着他们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而他的副手肯尼思•卡翁达则穿着带袖衬衫继续坐在那里阅读。

    在恩多拉这个处在铜矿带的城镇里，他们为我举行了一场宴会。我是宴会的“主要菜肴”。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一方面我是一个作家、一位名人，他们对于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著名的黑人同情者，一个共产党，一个敌对的人。整个晚上我都是令人厌恶的种族论调的攻击目标。那些人觉得自身处在威胁之中，因为他们的黑人民众们不再顺从于他们，还朝他们的车扔石头，并破口大骂。那个晚上，他们以恶意和复仇的心理自我保护。如果他们可以以最大程度的残忍慢慢地杀死我的话，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同时，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听娥莎•季蒂的唱片，伤感地跟随着一起歌唱。他们热爱着娥莎•季蒂，她就像红糖，又像是黑色的小兔子；他们真是爱不够她。唉，我的同胞们，我的白人同胞们，我是多么不喜欢你们，你们是怎样的一群讨厌的人啊！那指的是，在任何种族神经被触动的时候，因为在其他时候你们都是可爱的人，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那个晚上他们是谁？来自矿区的经理们和高级技师们，来自大型开采公司的代表们，英裔美国人和罗德西亚选举信托会的成员们。男人多于女人，因为在铜矿带里女人总是供应不足的。在我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我像是一个泡泡，里面充满了气愤的能量。铜矿带有着原始的暴力能量，即使是仇恨之类的东西也能让你充满力量。

    现在来讲讲第三件事。在从恩多拉飞往卢萨卡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旁边。他是一个警察，真难以置信。他到恩多拉执行一些任务，现在要回到和他一起住的母亲和妹妹身边。他给我讲他的小鸽子们和兔子们。他说我应该和他一起去他家，见见他的母亲和妹妹。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现在想来，那次航程前后总共不到一个小时。我很震惊。我被搅乱了。现在有魅力的年轻女人习惯了很突兀的结婚提议。而爱情——那是不同的一件事；相识一刻即受邀相爱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婚姻？在我年轻时——但是在战争期间——我曾与其他女性坐在一起讨论，我们很惊讶于——不安地——男人们提议结婚的那种随意的方式。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是相当明白事理的人，我是这样觉得的。他没有喝醉。他不在任何事情上好高骛远——或许除了梦想外。他从未离开过北罗德西亚。这儿，在地球上空，坐在他身边的是这个女人；她说自己是个记者。她住在伦敦。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他比我足足小上十岁——在做着某种梦吧。一个从他妹妹买来的女孩子的杂志上走出来的人物，现在却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他的身边，当她到达机场后离开，挥手告别时，他满是失落感，就像是我们从一个自己渴望的梦中醒来，却发现我们的怀里仍是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