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沃维克路
沃维克路（11）

    现在，仅仅是为了描述这件事所带来的愉快，简直可以用“一个天堂里的婚姻”来形容。一个俄国女人，年轻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国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比尔•罗斯特，他因政府公务出差到那里。比尔•罗斯特非常著名且广受欢迎，在共产主义世界外也受到广泛的尊敬，因为在共产主义的戒律下他是一个坦率而独立的编辑。由于他的地位，她很快获许离开苏联嫁给他。她是幸运的，有很多新娘因为得不到这种批准而随着岁月变得憔悴。很快比尔•罗斯特去世了，塔玛拉成了一个寡妇。她已经通过训练从性格、信仰上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她同时也是个典型的俄国人，一个为英国工人奋斗的特例。党派遣她促进英国的农业。（这种想法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笑话。）在去西部乡村的一次旅途中，塔玛拉遇到了沃根•菲利普斯。沃根是切尔滕纳姆附近的一个农场主男爵的大儿子。他的父亲对于他是个共产主义者非常生气，没费力气就把他给赶出了家门，他可以剥夺他因袭的爵位。沃根想娶塔玛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也希望嫁给他。但是对这段罪恶的婚姻的怀疑挥之不去，让她在婚礼前陷入了极端痛苦的思想斗争，她花了好多天时间和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她问道：“我是比尔•罗斯特的妻子，我怎么可以嫁给一个英国贵族？”

    “很容易，”我说（那时候党内有则笑话说共产党恐怕无法把每个人都选进众议院，但是在吸引贵族这方面他们没有问题。在贵族院以前有3个共产主义者，很快沃根也会加入。)，另一个共产主义贵族成员，则爱上了共产主义中国。他把乒乓球引入那个庞大的国家，直至今日这项运动都很兴盛。

    塔玛拉想嫁给沃根，这也可以理解。他几乎是我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男人，他具有一位贵族所拥有的所有优点又没有那些恶习。他真的是一位可爱的人，我所遇到的人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她有俄国共产主义的血统和……“当然你应该嫁给他，”受浪漫的驱使，无法忍受真爱正被纯粹的政治扭曲。

    一场婚礼在伦敦北部的某间屋子里举行。一个不算大的房间，里面没有太多人。沃根显得和蔼可亲但又镇定沉着，塔玛拉正沉浸在喜悦、被爱和怀疑的兴奋之中。哈里•波利特，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婚礼，即使他不是真的对塔玛拉放手，但他的出席也代表了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这桩婚姻的许可。他还带了一个副手随行，这两个矮胖的男人身穿漂亮的西装，在这种最不合时宜的情况下用性格的力量保持尊严。还有谁在呢？我只能记得有两个高大白皙看上去很和善的年轻人，靠着壁炉向众人散发他们的魅力。还有萨丽，罗沙蒙德•莱曼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真是个可爱的家伙。还有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他们当时正要结婚或是准备结婚，但她在那之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萨丽和帕特里克应该像沃根和塔玛拉一样长长久久地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和皮特去沃根和塔玛拉的农场拜访过他们两三次。尽管他父亲没给他分一分钱，但幸运的是他从别处获得了一些钱。他们的生活是人们梦想中的那种英式生活，在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农场主的农场上处处洋溢着友好祥和。皮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也是。

    塔玛拉和沃根常常开车去切尔滕纳姆，然后在街上卖《工人日报》，这通常会吓到那里的居民，因为从内战开始这座城市就没有接触过煽动性的思想。我同样记得在索尔兹伯里(南罗德西亚)时那些堂吉诃德式的尝试，在郊区卖宣扬共产主义的《卫报》，那里住着的都是那些憎恨异教徒的白人。他们的革命性的义务完成后，沃根和塔玛拉会去他们最喜欢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农场上的工人会买《工人日报》，因为他们喜欢沃根。

    在意大利北部沃根曾继承过一处地产，并打算把它分给在那里工作的农民。很快他们就来求他把土地收回或者至少管理那儿，因为他们受到附近的地主的欺骗。塔玛拉和沃根没觉得这事很滑稽，也不觉得在切尔滕纳姆卖《工人日报》好笑。即使他们这样觉得，他们也不会承认。

    另一场是阿诺德和达丝提•威斯卡的婚礼。阿诺德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来了，从富有的商人到住得离伦敦东区不远的人。达丝提的家人是农场工人或从诺福克来的小农场主。阿诺德把他们写进了戏剧《根》里面。还有来自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一堆我们的人。金发、高大、面色红润的农民，敏捷、黑发和眼睛黑亮的犹太人，还有我们来自剧院的人，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的人群坐在一间大屋子的三个隔开的区域，互相对视直到我们因跳霍拉舞而连在一起，就这么转圈转圈，继续继续，直到心灵合一。

    不是我接触的所有人都致力于社会进步。一个加拿大来的游客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她送了我一把黄色的丝绸伞，一把象牙柄的小巧可爱的伞，那完全来自不同的生活。伞靠墙放在我的厨房里。我想，如果我要用它，就得买新衣服，住不同的公寓，而且要在伦敦别的什么地方。这把伞勾起了我在《新写作》里的一个有趣的短故事。战后的伦敦，来自各地的高尚的难民在寒冷的简陋公寓中过着不安稳的生活，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某个诗人——我想应该是匈牙利人——对朋友说，“如果你要扔掉你的大衣，给我吧，因为我快冻死了。”那大衣除了比较破之外还算漂亮，他早晚都穿着。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要穿那件大衣，那我们就不和你一起出去；我们是要被严肃对待的人，是有名誉的。”那位诗人穿着那件大衣去了出版商的聚会，出版商的女儿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为什么不给你自己买件新礼服呢？”她说，“你曾经爱我只因为我本身。现在你不过也成了另一个腐化的资产阶级。”为了新衣服和新朋友，他不得不找份新工作，尽管他鄙视这样，然后他又和出版商的女儿一起搬进了新公寓。他的朋友们称他为失落的灵魂，其实他只不过是走在时代前列而已。

    现在，关于时间的问题又再次出现：我住在伦敦已经将近八年了。八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会说，那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呼吸；但我当时仍然是个年轻人，似乎我已在伦敦呆了一个时代了，与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想法混在一起。南罗德西亚的朋友要我赶快回去，包括马斯普夫人、策尔特夫妇和一般的同志，但是当然不包括我的兄弟，我们有过礼貌的通信——写那些“能揭露真相”的文章。我需要回去，因为我似乎离在罗德西亚度过的那些岁月很遥远了。我每夜都会做很长的悲伤的梦，梦里满是战争前线，流亡和失去的家园。但是，我不能就那么轻易地回去，有两个原因促使我这样做。我没有钱，另外，我不能把皮特一个人留下和艾希纳一家一起待6个星期之久。我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画报》是一本非常棒的杂志，它是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的杂志。它总是与那些胆小的企业主斗争，这本杂志由勇敢的汤姆•霍普金森负责编辑。最后，懦弱打败了勇敢，同时也因为《画报》值得我信赖。我去看汤姆•霍普金森时问他《画报》是否愿意给我出回南罗德西亚的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