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8）

    杰克出生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要走好几英里的路上学——就像如今在非洲的很多非洲人一样。他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了——英国的部分地区也是同样的：人们不想记住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可怕的贫穷。杰克早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党组织视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未来，自我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实现。他和我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还在选择。当我遇到他时，他年轻时在捷克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捷克共产党领袖，被宣布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示众，他们十一个人随后被执行绞刑，是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这对杰克来说，好像世界的基石都要坍塌了。他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叛徒的，他绝不相信。可是另一方面，党也不可能犯错误。他每天都做噩梦，在梦中哭泣。就像高特弗莱德•莱辛。就这样我又一次和一个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的男人同床共枕。

    那只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灾难。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妹妹——都死在毒气室了。

    他的故事十分地悲惨。在当时确实是悲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比其他的更悲惨。在1950年的伦敦，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从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回来的，都曾生活在集中营里，都曾参加过西班牙的战争，或者是拥有恐怖生存经历的难民。而在我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一战留下的战壕和污秽嵌入了我儿时的日日夜夜。杰克的遭遇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延续。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深刻地了解对方。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同。现在我评价某种情境时采取的方法，在当时会觉得冷酷。当我看到一对夫妻，我会问自己，他们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心智上相配？杰克和我在这三个方面都很配。但是或许在情感上更配一些。我们在理解生活的残酷时都有着共同的态度，用不太苛刻的说法就是“讽刺”的态度。我们的处境而非本性不相协调。我已经准备和这个男人永远定居下来。他则刚从战场上回来，寻找他多年以前娶的已然成为陌生人的妻子。

    精神病学家达成这样一项共识，那就是当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子——经常割腕或者是被父母威胁——一定会去买衣服，要保证自己穿着整齐。这让旁人感到迷惑，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然而年轻女孩真正想要保持的是生活的秩序。

    一个多年以来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他很有可能和他的好朋友一样被当作叛徒而吊死，如果他之前没有死在毒气室的话——会被一种强烈的需要所迫使去找个女人睡觉，让女人们帮他重新整理生活，让生活继续。

    无论怎样，我——或者说当时的我——都不会因杰克让我失望而责备他，因为他并没有许诺给我什么。相反，尽管并没有真正说“我和另外的女人睡觉，我并不打算娶你”。他还是说了，经常以一种玩笑的口气。但是，我根本不听。我感受到的是：当我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相处得很好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会离我而去。我根本不能思考，感情本身太有力量。我认为这在女人身上很普遍。“真的，这个男人一直在胡言乱语，他不知道他说什么才是对的。除此之外，他自己都说自己的婚姻根本就不是婚姻，很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夜晚都是在这儿度过的。”现在真是容易明白，可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层面。

    如果我需要支持以反对我的母亲，不久我又需要支持了，因为杰克。他是莫德斯莱医院的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曾想成为一名神经科医师，但当他在英国开始行医的时候，恰逢神经病学大行其道，而一个来自于“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医生根本无法和英国本土医生相竞争，所以，他转向了当时不流行的精神病学，但很快，这一专业变得相当走俏，风头甚至盖过神经学。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谨的医生。他不崇拜弗洛伊德，当然并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而是他生来就是蔑视弗洛伊德的。他认为弗洛伊德很不讲科学，而那时候攻击弗洛伊德，就如同攻击斯大林或上帝。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怎样带我去牛津听汉斯•艾森克的演讲。这场演讲的听众几乎全是来自茅德斯里的医生，他们都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演讲的主题是心理分析的非科学性。那时，这个充满活力的艾森克，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语言进行演讲，告诉一屋子我印象中最愤怒的人们，他们的偶像错了。（他并没有失去激怒别人的能力：1994年，当我给一些年轻的心理分析师讲这个故事想使他们高兴高兴时，谁知这些人冷冷地说：“他从来都是一个荒谬的无根据的人。” ）杰克尊敬他，他知道心理分析没有科学根据，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包括萨斯曼夫人，她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是非科学的，那么荣格又怎么解释？我说，我从没有向萨斯曼夫人请教过意识形态的东西。无论如何，萨斯曼夫人实用地把弗洛伊德、荣格、克莱恩以及其他可能正确的东西混合在了一起。但他并不觉得这样有说服力，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荣格，但这和科学没有关系：为什么不直接去听听关于希腊神话学的讲座呢？这会有同样的效果。他对我做的“荣格之梦”不感兴趣，更不关心我开始做“弗洛伊德式”的梦，我却有些不安，我正在做一些有关命令的梦。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一个临床医学家对于迷惑的、恐惧的追求理性的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一个人需要去讨好半父半母似的导师，这个拥有所有知识的人，很有权势地坐在椅子上，说：“现在，我亲爱的，今天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杰克，就像那天，在一阵沉默之后，她评论说：“我确信你知道，即使在没讲任何话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这种话，在那个时候，是很荒谬的。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会摒弃任何像“神秘的胡说”之类的思想。她不是在谈论肢体语言（这个短语，以及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姿势、动作的技巧都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她谈论的是精神之间的交流。一旦她讲这个，我就会想，嗯，是的……接受这些异端的想法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很难想象把这些想法告诉杰克的后果，因为对于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件事情会让他痛苦不堪，在他看来，“神秘”的想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杰克特别反对我去萨斯曼夫人那儿，他说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让我妈妈离开我，自己去生活。我妈妈很健康，不是吗？她不是还很强壮、还有足够她过活的金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