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6）

    就这样，我和皮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可以算做一个成就，并且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皮特，他很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肯辛顿的幼儿园，还有和琼、欧内斯特一起生活时的家庭气氛。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那么喜欢交朋友的孩子。我们的生活还是从五点就开始。同样的，我还是在他睡醒后花两个小时给他读书，讲故事，因为琼的卧室就在下面，地板很薄，她又很晚才起床。或者他听收音机，我们已经忘了收音机在电视出现之前所扮演的角色。皮特很爱听收音机。他什么都听。他听了两部根据艾文•康普顿•伯内特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每部一个小时，站在收音机旁边，就像被完全钉在那里一样。他在听什么？理解了多少？我一概不知。我始终相信一直到七岁左右，孩子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和大人们一样多的东西，甚至更多。然后他们就突然变笨了，像大人一样。在皮特三四岁的时候，他好像懂得所有的事情，八九岁的时候就只知道看漫画。这种现象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其他小孩身上发现：一个三岁的孩子会坐在通往电影放映厅的入口处看完整部《2001：太空漫游》，但是四年之后，他就只能接受鲁伯熊了。

    我当时正在写作《玛莎•奎斯特》，这属于传统小说的类型，虽然当时实验小说很受欢迎。我在头脑中构思了上百种《玛莎•奎斯特》的故事，构思人物形象，消磨时间。但是最终，这篇小说还是直来直去地讲述了我如何处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亲，和所有的那些痛苦，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奋斗。

    现在，我收到了一份母亲的来信，说她要来伦敦，她要来与我住一起，帮助我照顾皮特，并且——还有一个无可避免的，离奇的，让人心碎的事实——她已经自学了打字，要当我的秘书。

    我崩溃了。我跑到床上将被子盖在头上。当我把皮特送到托儿所，我又爬上床，呆在那，直到晚上接他回家。

    现在，又一次，存在时间的问题，时间的恶作剧，直到我开始写这些。我被逼着按照日历和严格的时间去完成我的工作，当时模模糊糊地感觉我是在丹柏路住了……差不多三年左右。但是，那是因为我好想回到了童年，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和直接的。我已经部分地回到儿童时代了。无论我如何试图摆脱和拒绝，不，那不会只有一年，那是在我去琼家的前一年，可事实是在接到妈妈的来信时，我在琼那里只住了六个月。然而，那几个月如今看起来如同几年。在你的生命中不同的时期，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在你三十岁时，一年比儿时的一年要短得多——对于孩子来讲一年是那么地漫长——但是却比四十岁时要长得多；然而到了七十岁一年如同一瞬间。

    当然她一定会来找我的。我怎么能天真地假设她不会来呢？她会尽早来的。她曾被流放到南罗德西亚，怀着伦敦之梦，而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合不来，或者，实事求是地说，经常吵架。哦，不要介意，这个女孩是脑子有问题了，应该学着听妈妈的话。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她总是有一些不光彩的朋友吗？那些都没有关系，她的妈妈会介绍给她相当善良的人。她写了《野草在歌唱》，那本书使她的妈妈感到气愤和羞辱，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书被白人所憎恨？还是那些关于当地的极端不公平的故事？好吧，她——这个女孩的妈妈——将对所有人这样解释：在这个国家以外，没有什么人能真正地理解白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作者不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吗？她的观点是“错误”的，很快她就会知道这点……她打算与她的女儿住在一起，她的女儿结束了第一次婚姻，离弃了两个孩子，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嫁给一个德国难民，一个支持黑人并且蔑视宗教的人。

    那么，她对此怎么看呢？现在我相信她没有想这么多。她不能接受。她渴望再次住到伦敦，但那是她1919年离开的伦敦。她没有朋友留在这里，除了黛西•莱恩，她们通了几次信，但是黛西•莱恩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和她的姐姐——一个前日本传教士——住在里士满。那里有她哥哥一家，而且她要回家参加他女儿的订婚典礼。她的嫂子说过：“我希望简不要期待自己会在婚礼上占据显著位置”（珍：这个普通的名字是家里人对穆德1的昵称，这也有助于让她不要想象自己会有多大吸引力）她写信告诉妈妈她必须坐在后排。

    1924年到1950年，这二十五年我妈妈被放逐到非洲。现在我已经到了明白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不算什么的年纪，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于是那些在非洲不幸的经历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对于刚刚三十出头的我，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妈妈生活在，并且属于非洲。她对伦敦黄雾的渴望以及快乐的网球聚会的向往只是奇思妙想。

    她怎么能这样跟着我？但是毫无疑问她绝对要这样做。她怎么能那样想象……但是她确实是那样想的，而且她确实是那样做了。不久她就要费劲地爬上那些窄得不能再窄的楼梯，勉强地微笑，走进我的房间，挪动家具，看我的衣服，然后发表她一贯的不合时宜的看法，看墙上的小冷藏箱——没有冰箱——然后唠叨说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就在这个时候，莫迪•乔柯进入了我的生活，让我倍感幸运，直到今天都会让我受宠若惊。

    莫迪是第一批伦敦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当时伦敦到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争难民。她是维也纳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群从苏联或者其他地方的战争中回来，等待时机执掌东德政府的人的朋友。她去了东德，因为有她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后来她被逐了，因为她是犹太人。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