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3）

    同样也有其他的邀请信寄来，仿佛要诱出我的罪恶。我没有被诱惑，但是出于好奇我也在某个编辑的办公室逗留了几次：我不相信人们可以如此的低俗，如此的厚脸皮。但是他们真的不会相信有的作家不会写有悖于他们信仰，有悖于他们良知的东西吗？不会为了钱而降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吗？

    虽然《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罗德西亚被诅咒，但是它的出版导致了最为怪异的结果，我被邀请作为“女孩们”的一员在一个晚上随行拜访仍然崭新的国家主义政府。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至于让我无法拒绝。我为这里竟然有和南非同样的习俗而困惑：“英国板球队要来了——找几个女孩儿过来陪他们。”这里有十个左右的非洲人，部长或低级别的官员，在伦敦之旅中狂欢。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更知道他们这种类型的人。肥胖的，过度饮食的，快活的。他们在餐馆吃饭时会开玩笑，用各种方式鄙视黑人。在当时这个统治圈子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狡猾”——充满诡诈的把戏——感到自豪。晚饭之后我们回到饭店的卧室，在那里我险些被一次又一次地戏弄。其中一个女孩告诉男人们，我是一个敌人，而且让他们应该小心说话。我为什么是敌人呢？我想知道。这一切好像含蓄地向我表明反对他们显然正确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她在写一本书”这个女人说，或者说是女孩，一个来自南非暂住在伦敦的女孩。一个可笑的回答：“我们将会禁止它的。”一个男人说：“啊，伙计，我们不考虑自由主义者读什么书，他们算是什么问题吗？黑人们不会去读你的书。他们不会阅读，这点正是我们想要的。”“自由”一词在南非经常和“共产主义”相互替代。

    我与高特弗莱德在索尔兹伯里一同生活过的所有地方，都经常有人来人往，谈话不只是关于政治，改变世界之类，还有关于战争。在教堂街，情形是相同的。除了这里的战争不只是传闻和宣传，还有从战争前线回来的人们，当我被告知发生了什么时，我无法形容我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简单地说，我处在与高特弗莱德相同的境遇，他在会议上不再支持我。这是他的一段很糟糕的时期。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在伦敦找到工作。他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且有竞争力的：他在索尔兹伯里不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成功的法律公司吗？他有亲戚在伦敦，他向他们寻求一份工作。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在英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应该要去忍受。也许是他们不喜欢他。他在寻找值得去从事的工作。没有人提供面试的机会。可笑的是，十年之后，一个德国人再加上共产主义信仰会是很时髦的。与此同时，他在为苏联的文化关系协会工作。这个组织在肯辛顿广场拥有一所房子，在那里有关于苏联艺术乐观状况的讲座。每次会议，最后两派椅子上坐满了曾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资助他们：他们都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是反动分子。这一个精心挑选的称号，很受使用者喜爱；是结束一切严肃思考的最稳妥的方式。高特弗莱德挣的钱很少，多萝茜•施瓦兹为他提供了住处，多萝茜•施瓦兹在贝尔赛思公园的地铁站附近有一处很大的房子。冷战的高度——或者说深度——使他变得更加刻薄，、愤怒。他冷冰冰地蔑视着一切稍微有悖于他的政党原则的观点。我发现与他相处是不太可能的。我无法和他交谈，但我是如何忍受和他这么久地生活在一起的呢？那时我别无选择。而对于孩子我们没有分歧。皮特每个周末都跟着高特弗莱德和多萝茜。我得把他送到那，坐一会儿，喝点东西，听一些冰冷的可怕谴责，然后拥有自由的两天。我经常去剧院。那个时候你从早晨开始排队，就是为了晚上能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看一场戏，花相当于今天三四英镑的价格。我就是这样看了所有在伦敦上演的戏剧，有时甚至是站着看的。我持久地迷恋着剧院。

    我也去过巴黎。现在无法形容当时的法兰西之梦是多么的强烈。英国人——那些没有参加军队的人——在整个战争和随后的几年都困在他们的岛上。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在与世隔绝时遭受了多少磨难，他们多么梦想着出去。法国因为戴高乐，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以及迄今为止最有魅力的游击队而变成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方。法国，现在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咖啡，我们的衣服，都很不错，所以很难想像人们如何会对法兰西如此向往，就像对于文明本身的向往。而在女人中，还会有另外一种情绪。法国男人喜欢女人并且表达出来，但在英国大多数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在大街上被一群工人吹口哨，这并不总是一件友好的事情。琼迷上了法兰西。她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时光，她的法语也说得很好。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法国人。琼觉得她无比美丽，而自己则一无是处。事实并不如此，但是没有必要与她争辩。（这当然不是我生命中仅有的一次遇到一个女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的女人。）她不华丽吗？她也能对不如她吸引人的女人们表示不屑。她做了一套非常可爱的黑色套装，紧身上衣，外套男士小马甲，领子和袖口是白衬衣褶皱的部分。事实上她去巴黎是为了让她的这身衣服接受评价。在那里，男人会赞美你的装扮。她回来只是为了进行休整。很多我认识的女人都说为了找回自尊，就得一次次地去巴黎。这可不只是讽刺一下而已。有一份报纸登了一个关于当时法国男人的卡通形象，穿着半战时的盔甲，老式夹克，贝雷帽，高卢式的悬帐，旁边是一个法国女人，穿着像是一个模特——一个矮壮的邋遢的男人，一个高挑优雅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