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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邀情参加一个由肯辛顿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去做一个关于党的文学路线的演讲。我并不同意这个政党路线。以前也没赞同过。但是我还是去了——像往常一样——部分是由于好奇心驱使。有人建议将格莱哈姆•格林尼作为叛徒解职。我很敬重格莱哈姆•格林尼。然而，我能很好地解释党的文学路线。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我想，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做。我开始有点结巴，以前从没有结巴过，我几乎难以完成演讲了。不用萨斯曼夫人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结巴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些东西。“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说，“你也该学会说不了！”
所有活动都是伴随着萨斯曼夫人、杰克以及我妈妈的评论。我妈妈是个有点疯狂、悲观、苦痛、爱责备他人的人，不断说着我要为我儿子的未来考虑。杰克什么时候打算和我结婚的呢？为什么我总是围着共产党员转悠？这个萨斯曼夫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我要准备听某个外国人或者陌生人的话，而不是听她的？
与此同时，党内有股暗流涌动——至少我所在的圈子中是这样——每当谈论起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新闻时便会如此。不是报纸上的被我们认为是谎言的新闻，而是来自口口相传的新闻。大家用迷茫、恐惧的声音谈论这些话题：逮捕、失踪、监狱、集中营，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总结：“可惜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否则的话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了。”政党在官方上否认正在发生的一切，甚至党员三三两两或者组成代表团去询问时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谎言。”非官方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时有一种说法：“知道事情的真相。”苦涩的承认。依然还不是全部事实；离真相还远着呢！。
“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条短语承认你成为一名政治精英。
有大量关于英国共产党高层中的经济腐败的流言，但是我想钱是最不重要的。他们态度傲慢，高层官员——以及所有的党员都会夸口说——这些官员的薪水并不比普通工薪阶层的高。他们从苏联那拿出来的东西难道没有记录吗？没人会说他们生活奢侈。到苏联或者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旅游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肯定这不能被视为摆架子，更像是摆放他们的母校。不，是权力——权力是麻药，是诱惑。拥有内部消息，听到权力风声，知道真相。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继续当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们说应该退党后过很久也是如此，是为了属于精英的特权，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属于某个精英的需要肯定是一切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贵族，盖世太保，秘密社团——这些都一样。
后来我遇到我的舅妈玛格丽特，我舅舅的遗孀，还有她妹妹。这是属于我母亲的世界，另外一个精英，高级中产阶级，一个她敬重想要我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尽管她一点也不喜欢她的嫂子。并非我不喜欢他们，这两个通常打扮光鲜的女士戴着保守谨慎的帽子，手套，还有狐狸披肩，而是这个世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只是接近也是像要被关进监狱一样。我觉得很多年前我就离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了，然而现在我母亲劝我进入这个充满上层人士的地方。
我试着，去见我的叔叔哈里。他在三十年的婚姻之后离开了他的妻子多莉，声称他为了孩子而守着一个空洞的婚姻，直到最终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家里人说多莉是“红发妖精”。如果满头红发的你待在一堆上流人士中，不久你就会有一个绰号了。他们说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实，她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好到让人难以抗拒的身处酒吧之中的红发妖精。我父亲从没亲近过他的兄弟，最终他发现弟弟是值得敬重的，于是便帮他辩护，但是这并不好。我给哈里叔叔写信，告诉他我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能否见一面？他没有回信给我。我又再试了试——还是没有回音。他的女儿琼来找我，用了一个小时抱怨她父亲的种种不是。我反问她，的父亲为了她而在一场糟糕的婚姻中坚持几十年是否应该得到某些赞许？我不想再见她。
事实上，我见的人不是很多，而那些我见的人则大多是为了我的孩子。大多数有孩子的母亲都会这样做的。
比如，保加利亚使馆每周举行的民间舞蹈之夜，我带了皮特去。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父母也为了他们的孩子而去了那里。
在一条被称为小威尼斯的运河花园里常举办同乐会，这条河水现在非常娟秀，那时则很邋遢。伊万•马克科尔在那儿唱歌，共产党文化圈里可以发现很多才华卓越的人。房子属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翠茜夫人，她的教育带给她非常不凡的人生，还有她的丈夫艾里克斯•马克林德，他在大受欢迎的电台连续剧《特别代理》中扮演迪克农庄里的兆克。许多人都来自电台界、音乐界、新兴的电视界，当然还有带着孩子的女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中没有人十年后还依旧是党员的，除了艾里克斯。还有伊万•马克科尔，这个共产党民谣歌手和吟唱诗人。
我发现这些场合总会让人沮丧，所有人常常会在寒冷的细雨中不停地跳着苏格兰民族舞蹈。
在盖伊•福克斯节上，在任何可以为他们找个借口的某一情形下，在被炸的废墟上都会燃起篝火，带着孩子的父母从周围街区中聚集过来。我把这些场景与在汉堡看到的沃尔伯斯之夜在废墟上燃起的篝火相比较。
我许多次都加入到了冰冷的英国人鲁莽的行列。巴斯尔•戴维德森邀请皮特和我到他位于埃塞克斯的别墅。马芮恩，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都在那里，小别墅里面有个电力取暖器，只有一条加热条，并且大部分时间不开。他们感觉好像在过夏天一样，因此没人需要再加热。我身上却好像结了冰一样。我们都穿着运动夹克，就我一个人又盖了条毛毯。然后他们说，我们需要新鲜空气，于是我们钻进车里，开到山坡上，那儿的风呼啸而过。他们喊到：“我们必须找个遮挡的地方！”于是我们钻进了一个浅的山洞里，然而风并没有小，还夹着冰冷的雨滴。在那里我们挤作一团，吃三明治，喝茶。“疯了，”我心里想。“这些人都疯了。”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发现没理由让冰冷的雨水阻止我散步，是我现在也疯了吧！
党为了抗议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常组织周末游行——经常是从海蒂公园到特拉伐尔戈尔广场。皮特很崇拜他们，大部分孩子都这样。它们就像野餐，家庭聚会，人们彼此电话联系邀约见面，或者前后会去某家酒吧，或者在途中谈谈党的事务。我私下想，这是教会野餐的继续。这些游行或者所谓的袁演示”，不论大小，是对于在一起的肯定，我们正在反抗整个世界。在那些冷战的岁月中，人们能大声漫骂，甚至朝我们扔东西，更确认了我们精神上的受难感觉。每次组织者都会声称会有成百人，或者上千人，或者上万人，报纸会说实际只有所说的一半人，或者都不到。事实上人数是在双方所说的数量之间。有这么一次，当我们反对减少教育基金“巴特乐削减案”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地排着队，唱着，“和奶油杯一起”。事实上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对一些人而言——暴动和反抗警察，是很开心的事，虽然一般极少有人会承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演示”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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