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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皮特去艾奇纳度过几天或者一个周末，或者我的母亲带他离开了某个地方，我就会想到上床睡觉，然后飘然地进入一种时常重复出现的水下状态。你松软地躺在那里，接着慢慢地浮向水面，就要到达水面的时候，你又沉下来了，然后再向上浮起……你无法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警醒或者失眠的状态，而睡着的意识提醒着自己在睡觉。一个小时……甚至一天，有时我变得太过于疯癫。当我老去并且更擅长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开始想知道警醒的状态是否会增强某种东西，他们震动并且刺激神经，让你变得紧张不安与锋利，如果你在写作的话这种感觉会被放大几百倍：但是即使几分钟的睡眠，稍稍进入另一个维度都会化解这种状态，让你再度冷静，重生。
此刻，被清理干净的桌子上，早饭的残余物被散落的纸张所代替，打印机也在等待着我。工作开始了。我没有坐下而是在屋里走来走去。当我在刷洗杯子，打扫抽屉，喝茶的时候，我的意识都没有集中在这些活动上，而是站在那里思考。我发现自己坐在机器旁的椅子里。我写一个句子……它会经得起推敲吗？但不管之后会怎么看它，只是继续写下去。思潮开始了它就会继续流淌下去。我来回走动，我的手忙这忙那。如果你根据你所看到的来判断，那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做家务的完美典范。我会停下沉睡几分钟，因为我已经在不舒适的紧张状态里折腾了好久。我走路，我写作。如果电话铃响，我会保持原来的注意力去接电话，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直到我该去接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了门口。
你发现画家会这样做：通过身体的活动集中注意力。他们在画室里随意地来回走动，清洗一个画笔，扔掉另一个。他们准备一块画布，但是你分明感觉到他们心不在焉，思绪散落在其他地方。他们凝视窗外，他们泡一杯咖啡，他们在画布前长时间站立，画笔被攥在手心里。直到最后，工作开始了。
如果孩子在身边就无法写作，否则的话只会两边苦恼。我们玩纸板游戏，皮特听广播，这是他特别喜欢的活动，对戏剧和儿童节目他同样感兴趣。吃晚饭时，如果约翰和欧内斯特在这里他会下去看他们。八点钟的时候，他就要上床睡觉，但是他从来不会轻易入睡，总是醒着躺到九点左右或者更迟。就在那时，杰克来了。我们吃饭，聊天。杰克在莫德斯利医院工作得非常努力。这是一个处于英国领先地位的精神病研究医院，这是一个激动和发现的时代。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精神病研究理念和实践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杰克是一个现在看来可能显得过时的医生。他熟知音乐，所以他用从音乐中或是从作曲家生涯中得出的对比，以及用文献中的例子来阐述莫德斯利理论和实践及与病人之间的小事件。一个从伦敦东区来的可怜人可能被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里的疯女孩。他感受着病人的痛苦。他常常对进行的试验持怀疑态度。比如，他描述催眠试验，如果你将任何人催眠，要他们叙述任何一天，比如好多年前的5月2号，当这个人是十岁或者是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关于那一天的一个完整描述。“我起床的时候心情很糟，和丈夫吵架了，然后我去购物，做饭……”如此种种。它存储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我们成为回忆的东西在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个微小的地方，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种对完整、真实世界的外溢。“我们有什么权利像那样侵入别人的大脑”，他告诉我他怎样站在一群随机挑选的人面前，沿着一条线走，一边打响指，“他们都失去意识了！就是那样!你可以对他们随心所欲。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他总是在说人类不可以被这样或那样对待。他可能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或者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老式的人道主义者，血液中流淌着文学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上床睡觉。
他常常在早晨孩子醒来的时候离去。“我得从家里拿一件干净的衬衫。”他总是这样说。
“你可以把你的干净衬衫放在这里。”
“现在，好了——为什么要用我的衬衫麻烦你呢？”
这种男人与情妇之间常见的对话在我们相处的四年里，以这样或是别的形式持续着。
这就是一天的大概。但是这绝不是写作的过程的真实体现。我回到那个有用的单词“拣羊毛”。这伴随着任何一个过程，比如逛街、做饭或是其他。充满创造力的黑夜。不可交流。拙劣故事的书稿被扔进了废纸筐，有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游荡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但是始终没有生命，所以我从它们中走了出来。什么是生命，为什么有的书页可以存活下来有的却不能，那种生来就深邃、不可见、充满爱的生命力是什么？但是像这样描述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学校，我写作，他回来，第二天还是照旧——这样几乎不能使读者有兴趣去翻阅。
我想一个作家的真正生活只能被另外一个作家或少数其他人理解。这些人曾经是出版商。出版业改变的这么多，以致很难相信它的核心曾经是作为个人的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在50年代，每一个出版社都是由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创办的。他们赌上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常常负债累累，是的，他们有时候是糟糕的商人。他们时刻注意这些新的作家，珍视他们，出版那些可能只卖出几百本的书籍。而如今的发行，一切都取决于几个星期的集中销售，曾经被一个出版界都熟知的笑话预言：“这本书的书架寿命是六周……或是两个月。”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笑话——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而变成了一种准确的描述。
这里有一个与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情况截然相反的例子。1949一个叫弗兰克•鲁德曼的人用他100磅的复员费，每年在布鲁斯伯里的三个阁楼房间里出版六十种书。这就是艾斯图书，平装本革命的开端，他的目录包括了同时代所有好的作家，来自欧洲、美洲、加勒比地区。我认为没有谁赚了大钱。如果可能的话，弗兰克•鲁德曼喜欢在最近的酒馆里谈生意。
第一部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选，存活了，没有滞销。第二部小说，通常是得小心应对的时刻，也被同样的培育。但是声望却在文学世界里传播。第三本，或者还有第四本。他们或许没有一个销售超过几百本，然而有一本书崭露头角，获得了奖项——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奖项——或者是被收音机提到。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美意在生长，在某一个规模达到顶端：作家现在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企盼着他或她的新书。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有机的，带有生命力的：推荐的书，借阅的书，声望口口相传。现在新书可能销售超过一万册，两万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或者有一份办公室工作，或者以写评论、广播剧或者文章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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