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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健康服务，福利国家，这些多么让人引以为豪，多么让人兴奋激动，多么让人信心十足！最好的事情是年轻的医生们实施了集体实习。大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他们是不同方面的社会家。由每个人都会阅读的小说《星星向下看》，《救济金之爱》，《堡垒》我们可以知道，30年代的记忆被封锁了。整个家庭会因为某个成员的疾病而衰败下去。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统治者对人们极度贫困的遭遇是漠不关心的，不过英国现在是一个福利国家。养老金使得老年人不再被人们视为威胁。（40年以后，一个政府冷漠地宣称：我们支付不起了，开始
削减公民认为已经为之买单的福利，有谁曾经想过控告一个背信弃义的政府吗？然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心怀何种想法去相信一个政府的承诺？但是，一个浪漫的、乌托邦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心理是很容易产生的，每一个好人都可能抱有这种心理。）救济金已经不翼而飞了，就连机构的检验也不见踪影，这就意味着不再给予贫苦人民帮助，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事实上经常这样。我知道，当她年老时，一个妇人告诉我在她连续好多天滴水未进，却从一个面包师那里乞讨了一块不大新鲜的面包时，机构检验官员拒绝给她帮助，只是因为她没有将地上的地毯卖完。现在人们已经忘了“机构检验”这个词会激起的反感了。
民意测验首先表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共同态度，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社会学正在孕育一种观察我们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就像外星人可能看到的那样。如今，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福利水平。
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可称之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哈里•波利特站在帮丁斯大门外，一个坐落于肯辛顿高地大街的商场。与我们现在商店的富足相比那是很不起眼的：相比较翰若兹和而言，帮丁斯只是一个乡村商店。哈里•波利特提起他紧握的拳头摇了摇，然后又将其放下来并伸出一根手指，带有指责意味地说道：“当我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就将这里的一切夷为平地，这些可恶的奢侈品。”民众的衣物配给刚刚结束，除了期望一些流行式样和一些迷人的风采之外，他们别无他想。在英国人的思想里面有一种由历史传说所传承的束缚，它倡导生活拘谨，拒绝享乐，充满控制和压抑。
当我告诉约翰•萨默斯菲尔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想了解英国，就记着我们是为了几个英镑的利润而推翻的民族。”
当时我们的食物很糟糕，但是海峡对岸是法国，那里有真正的食物。那时正处于伊丽莎白大卫之前的一个时代，我们怎样抱怨和厌恶我们所拥有的啊！熟食店成了我们的安慰，那些在梭霍的法国和意大利食品店。软白面包成了所有关于我们食物缺点的象征（90年代，这些让人厌恶的面包在法国是最让人兴奋的食物，因为那时他们没有足够的白面包三明治），这是文化。食物总是比它们本身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带着一些布里白乳酪或者凯门波特乳酪或者一个法国油酥点心从瑟赫返回，这是一种超越了愚昧和野蛮的胜利。现在我想知道对食物的渴望多大程度上是因战争的剥夺而产生的，对食物的迷恋也因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短途旅行而膨胀起来：一整页一整页的食谱，谈论饭店和厨师，还有被我们当作小说阅读的关于食谱的评论。现在，在我们的报纸和电视上还留有很多的空间来介绍食物而不是书籍。
慈善捐款或救济金永远地消失了。福利国家也已经永久地结束了对穷人的侮辱。除此之外，这里将不再有任何的穷人了。“至少我们将永远不再被迫地把手放进口袋里寻找施舍物了。”
玛甘妮塔•拉斯基写了一个剧本，题为《海岛》，主题是英国成为了美国的附属国。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英国各地，这是我们孤立抵抗希特勒而请求美国援助所付出的代价。她被当作共产主义者而遭到辱骂，但其实她远远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任何一个批判使用短语“法制”来取代“统治阶层”的人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并且被认为是叛徒。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冷战最坏的影响：如此正当合法而且有用的评论被扼杀了。“它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宣传。”
毕加索来到伦敦。无庸讳言，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绘制了一幅和平鸽图，用来美化遍及世界的和平运动，并非每个人都由衷地喜欢他。赞美也伴随着愤怒：“我们这里不需要共产主义。”甚至还有骚乱的威胁。他的名声并不像如今这样不受挑战。吹牛，骗子，江湖郎中，危险分子——另一个正在制造中的光辉人物。
在电影院和戏剧院里，我们会站起来唱国歌。
我们也尽可能多地去牛津大街的两个电影院——第一工作室和学院影院——看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那时国家电影协会还没有成立。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刻，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该退场出去透透气了。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里，我们可以品尝和欣赏一到两个小时的优雅和魅力，而这正是我们缺乏之处。
电视：这个恐怖的新发明腐蚀了我们孩子的思想，我们又能做什么来解救我们自己呢？
英国仍然是最好的：英国的一切。
海外来的人们谈论着我们的街道是多么的柔和与文明。
在共产党作者协会里，我们开玩笑的说：如果我们和苏联人一样把英国认为是狄更斯的小说，把俄国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么英国和苏联之间相互理解的长期困难是很容易被解决的。
到目前为止，旅游、会议、作家协会、政治这些大多都是表面和外部事件的纪录，并且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一个脚手架，一个框架适用于内部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果把它假设为另一个方面——框架成为了写作和深入其中的思想呢？描述一个作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真实部分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的。我在伦敦最初的那些日子是怎样呢？在教堂街，我和孩子一样，在五点的时候醒来了。他钻进了我的被窝，然后我一会儿说故事，一会儿读诗歌给他听。我们穿上衣服，待他吃过早饭之后，我便带他去学校上学。不久，我让他上了公共汽车，接着他坐了两站车到了学校。我觉得现在的人不会做这些。我简单地购了所需物品，然后真正的一天就开始了。我把总是想要做完某些事情的强烈渴望看作家庭主妇的疾病：“我必须买这个，我要给某某打电话，别忘了那个，把它记下来”——这些都必须被克服以达到平和舒缓的写作状态。有时我心中祈祷电话千万不要响起来，并小睡几分钟来达到这样的状态。睡觉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的提神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懂得了沉浸在……某些事物里的那几分钟的价值，你会以平静的，不受烦扰的，在黑暗中准备工作的状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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