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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太古•斯莱特是一个矮小，活泼，有生气，聪明的人，并且是一个多面手，他为本杰明•布里登的作品《皮特•格林姆斯》填写了歌词。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披露了政府的诡计以及英国政府与乔莫•肯亚塔的肮脏交易，他因此而被报纸指责：“你期待共产主义者可以给你什么呢？”尽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很快一切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因为肯亚塔赢得了肯尼亚战争，并且马上成为了元老级人物，受到了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也包括肯尼亚地区的白人。
杰克•比琴是一个有妻室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孩子。我和皮特去布里斯托拜会了他们。他们身无分文，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的阳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漂亮的并且有点冰冷的房间。当整个屋子被少之又少——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的电温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太多有关那时天气寒冷的话题，我们五个人——杰克，他的妻子，孩子，皮特和我——拥抱在一起取暖，就像是一个大屋子里的难民挤在衬衫或者毛毯下取暖一样，气流就像刺骨的寒风一样冰冷。目前杰克还在世，他在西班牙写诗歌和历史故事。
杰克•林德赛是澳大利亚人，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党群中最纯真的一个了。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很多学科都有所触及，并且写两类小说。一类是关于党的路线的说教的东西：工厂，工人，无产阶级；另一类是幻想的，就好像伊瑞斯•默多克，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它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他也写传记。
一些研究人员问我关于兰道尔•斯温格的事情，我曾经以为他不是作家阵营的成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成员之一。我已经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兰道尔•斯温格曾经说过作家阵营只是一个接收迷失的天才的地方。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他和他的妻子用5法郎在埃塞克斯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电、电话、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的屋棚。在夏天，那里是个天堂，可是到了冬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数年，为了脱离贫穷而挣扎着。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就遇到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瑙米在恩班克的米切森公寓里把从苏联回来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我站在恩班克，无法移动，我迷失了自己。我再次被迷雾所吞噬。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是一个苏联政府官员，我想应该是索科夫，因为处在迷雾中，我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也因为外国人仰慕狄更斯的雾，可是也许遇到了之后却会说，“该死的伦敦的雾……”“但是迷雾并没有停留太久，我们有空气洁净法令。”这不能不说让人很失望。你无法把潜意识里的符号像浓雾一样轻易的抹去。
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去一般的会议的。很久以后，当我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向一个共产党团体进行演讲，一个真实的基层团体。它就在南伦敦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家、一个家庭。但是——而这正是令人伤心的——在那里，还有乡村里的汉普登，不出名的米尔顿，通常是自学的，并且在思考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带着原创的并且有疑问的大脑，除了共产主义。
访问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金大街我将去巴黎，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被告知和特里斯坦•扎拉联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可爱的男子。金大街之前必须从特里斯坦•扎拉的上级——法共的高层领导人——那里得到许可。左岸当地的党支部负责接待我，但他们要求我在他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离场。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政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扎拉，而不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超现实主义者扎拉。我跟他开玩笑：法共的左岸支部希望怎么样？我应该帮他们吹嘘一下吗？他并不觉得这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如果谁考虑加入共产党的话，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会议，看他自己是否喜欢。但特里斯坦的沉默向我确认：英国的同志不要奢望更多。我坚持：“我的要求有什么错吗？”他反问道：“你们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对分子渗透？”我说，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且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无法阻止间谍和敌对分子进入的。他告诉我我错了，警戒是必需的，在一种高效的气氛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并不会带来不好的感受——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吗？但这一次，特里斯坦对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弄清了法国共产党鄙视英国共产党的原因。
特里斯坦带我来到左岸的圣吉曼大道旁边的一幢建筑，这里刚开始对旅游者开放。门卫检查了我们，进去之后又被检查了一次，尽管我事先已经取得了临时通行证。我们进入一个很单调的大房间，只在尽头处为官员们摆放了一张小桌。大约有一百名共产党员在里面，他们看起来像军队招募的新兵，因为一个个都穿着起码一件军队的装备，大概是军队转让的吧！当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不论男女都视自己为军人。没有人笑，大概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些诸如游击队、占领和自由法兰西的幻想当中。看来他们希望战争明天就会爆发，但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一次资金筹措的活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被要求离场。特里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这么一个艰难时刻来进行合作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种军事化的气氛吗？不管怎样，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了。他原谅了我，很绅士地对我说，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当我向作家团报告这次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预料到法国的这类事情。他们不得不戏剧性地表现每件事。
我估计作家团举行这类会议不到十次，对文学的讨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于我，同志们告诉我，我对党的思想所做出的所有贡献就是，我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没有人愿意去考虑浪费时间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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