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2）

    我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一群中的一个。同志们常常上楼去，走到屋子的顶楼，因为那里住着一个活泼的年轻女人和她快乐的小儿子——他们也是外国人，从非洲来的，似乎那些天，这成为他们新闻的中心。我发现人们对我所说的南非和南罗德西亚的事情很感兴趣。之前在共产主义者的圈外，每当我说起南罗德西亚不是黑鬼们的快乐天堂时，听者就会很不耐烦，不屑一顾。他们像是在说“你脑袋有问题”。对那些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我是如何自作多情，但同志们却想知道。圈子有一点吸引人之处就是一旦你说“我曾经去过秘鲁……”，人们就会马上想要了解。因为世界就是他们的责任。我日渐发现这种想法很荒唐，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回想在索尔兹伯里的日子，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所想所做的重大意义足以震惊世界，但从伦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组织是令人难堪的荒谬。但是，我想“荒谬”的人总是少数，就像那些在南罗德西亚的所有白人中，那些看清了白人政体真相的人——只有他们了解命中注定的那种统治维持不久。有问题的也许不是我们的观点，而是我们的目的和用途。而在这里，我再次成为了少数中的一员，非常弱小却坚持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一个群体。那时正是冷战的顶点。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举例说，一旦你怀疑美国使用了细菌战，你就犯了叛国罪。我满腹怀疑备受煎熬。我厌恶那种宗教性的语言，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此。一个共产主义者也许会说：“某某同志开始怀疑了”，用那种嘲讽的语气，那种腔调越来越成为许多谈话的基调。但，这也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认可了理想化的苏联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同志。

    尽管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成员，我已被同志们接纳为一员：我使用着他们的语言。当我抗议说自己曾是我们在南罗德西亚组织的“共产党”的成员，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会不屑一顾，他们并不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听。这就是我的命运——一生中总是和那些以为我和他们想的一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一种狂热的信仰，或者说一系列前提假设，对持有观点的人都是如此地有说服力，以至于他们的确无法相信会有那么“愚蠢”的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不能和琼以及任何来这所房子的人讨论任何问题，不只如此，一旦我发现党的方针中有些难以接受的，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殖民地的居民们——这个广阔帝国的子孙们怀揣着对文学的憧憬来到英格兰，“我们将找到雪莱、济慈、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简•奥斯汀的英格兰，我们将呼吸到充足的文学空气，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是文字的伟大支撑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将踏上向往的土地。”我所见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曾为文学所滋养和熏陶，这在别的人中很少见。总之，我在南罗德西亚的生活在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特别要提到再一次，我不得不捍卫我自己写作的权利，花时间在写作上的权利，不去分发《工人日报》的权利。但比起那些英国同志们，一个女人想对抗高特弗莱德还得具备更多，他总是说：“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写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们，有一种压力让他们得做些除了写作、绘画、作曲之外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放纵。这种压力至今仍然很强大，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仍将存续下去。因为这种压力根源于妒嫉。妒嫉的人只认为自己正确却从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作为一名作家新人，作家的身份的确有所帮助。《野草在歌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卖得也不错，还被介绍到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老酋长的国度》也不错。不用说，因为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欠缺，我也受到了同志们的攻击。比如他们说《野草在歌唱》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毒害。当时我并没有读过多少弗洛伊德的作品。那个短篇确实没有采纳“组织起来的黑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不只是来自自己的压力，我还得承受别的。比如有一次，《每日画报》——当时一份很受欢迎的报纸（和今天的《太阳报》没什么区别，只是后来消失了）编辑找到我，提供了优厚的报酬要我写一些文章，关于支持绞刑，支持重责犯罪的儿童，支持严惩罪犯， 支持妇女当家庭主妇，支持打击社会主义，支持拘留共产主义者。我说我并不同意这些，那个令人作呕的矮个编辑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他可以训练我——记者通常可以就任何一个主题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坚持拒绝大把的钞票，他被激怒了，开出的金额愈发增加。我逃到了街上给朱丽叶打电话，其实我非常需要钱。她说不论怎样都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写一个字，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写作；一旦我开始为钱而写作，我就会开始相信这些是好的。

    可我们谁也不想那样，不是吗？她不认为应该预支版税，但是如果我绝望的时候，她会这样做。而且她会告诉《每日画报》的编辑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