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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是一座悲伤之城，灰白色的而又格调高，满是苍白的景色，它的墙体满布弹孔或是裂痕，这是因为十年前那场一百五十万人丧生的围城战的磨损。我们由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它们全都以那种我知道某些人会敬慕的样式来建造的，全都有镀金的卷曲和丘比特塑像，玫瑰色的肉体，粉色和兰色的缎带、勋章，一个非常喜庆的撅起的又凹进去的建筑物。这是因为俄国皇室尊崇法国并且引进了这种宫殿的风格，而且当我们去少年宫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是以前的一座宫殿，而沙坑和千秋看起来则是相当差的品位。
我们与列宁格勒分支的苏维埃作家们有一次正式的接触，而我们就在另外一间像这样的无意义的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如同任何我可以记起的严肃的活动。瑙米说她将坚持认为列宁格勒的作家提供了作家米克夏尔•佐斯琴科来让我们调查。在西方有传言他已经死了——被谋杀的。阿诺德和我都被吓坏了。首先，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被提供呢？然后，我们的确知道了作家们是就现在我们所说的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尝试着不去引起注意——并且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是被西方作为一个案例。但是瑙米坚持那样做。
我记不起我们主人们的名字了。开场演说全是正统的和猛烈的。当我们说“感谢上帝，我们就要回家了”的时候，我们早就对那些感到厌倦了；另外一场演说和——
“或者另外一块烤面包。”
“或者另外一场宴会。”
过一会儿你就实在听不进去这些演说了。那些言辞就好像使你的大脑麻痹了一样：那些字词——那些声响——如同麻药。这类演说在会议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被一位年轻诗人所打断，他如同一位贵格会的信徒，不时地有一种他不能遵守的冲动，必须站起来并向斯大林背诵一首颂诗。明显地，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冒着被指控犯有欺君罪，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官员们都亲切地对那位充满灵感的未成年人报以亲切的微笑，甚至会鼓起掌来。在这种背景下，米克夏尔•佐斯琴科被带了进来，并坐在房间的中央，俄国人坐一边，而我们则坐另外一边。他身材瘦小，黄色皮肤，而且看起来像是生病了，但他勇敢且有尊严。就如同那位在集体农场公然违命的老者一样，周围的空气似乎在他周围形成了保护层。这些官员们，无论他们是如何的奴化、献媚、拍马屁，他们全都受到威胁，看到过许多作家、朋友或者在流放，或者在集中营消失。佐斯琴科被官方所批评——而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在批评他——到现在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写作了一些短小的、有趣的、非常受欢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下民众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和反常情况的；还写作了一部简单地唤作《人民》的极好的小说——这部小说曾一度获得官方的赞许，但是没有持久。
当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被主席督促的情况下，他同意说他当然还活着，身体健康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还有发现了他的方式的错误之处。他已经对自己之前的反面的和批评性的作品进行了忏悔，但是他现在正写作一部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三卷本小说，希望以此来弥补之前的罪过。
米克夏尔•佐斯琴科很快就去世了，因为疾病，而不是在集中营；所以他比许多苏联作家都要幸运得多。阿诺德和我讨论着他的死亡，希望我们所想的，本来对他的生活是一场荒谬的和愚蠢的干涉，却在最后关头保护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决定这些事情的斯大林关心那些“有用的傻瓜”（列宁对像我们这样的西方人的描述）的意见。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是一个集体。瑙米和道格拉斯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在一起。
科帕德想与我在一起，以安心。他为莫斯科的严酷所烦恼，同时为访问的人群——代表团——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感到高兴。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阿诺德在一起。我们谈论，并且不断地谈论。在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荒谬啊——我们把自己搞得太严肃了。不要忘记，在共产主义者肩膀上的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共产主义者和“进步力量”。我想到，既然所有的青少年都信仰这个：所有事物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因为成年人是如此的一场灾难。那么这种共产主义者们的根本信仰，只是推迟了的或是错位的集体青春期行为？
紧张、压力、不同意见、缺乏睡眠、繁重的会面任务，使我们的状态都跌到最低点，或者说至少到了我们的生理极限。理查德•曼森变得更加孤独、沉默并夸大自己讨厌文化的姿态：“对不起，我从没有走近过剧院或是音乐厅。”科帕德总能在任何聚会中找到令人怜爱的可爱女孩或是不受约束的灵魂，来诉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独自一人走遍英格兰的——这通常是萨缪尔•马谢克，他年轻的时候走遍了俄罗斯。科帕德告诉所有人他讨厌政客，憎恨他国家的统治阶级，热爱共产主义。当可能的时候，道格拉斯•杨会说起苏格兰的草根民众，而他的巨大身材和苏格兰褶叠短裙在这时会引起热烈的掌声。瑙米的上流社会——拉长话音随着日子流逝——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但是那些可怜的事物，他们必须学习更好的东西。”阿诺德变得更情绪化，而且常常流泪。每一个机会都可以流泪。他们带我们去舞会，去看人们是如何享乐的。这是莫斯科主要的娱乐大厅，这是一个丑陋的破败的地方。一支乐队演奏30年代的舞曲，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男性，一个也没有，只有女人和女孩们在一起跳。“为什么没有男性？”我们愚蠢地问道。奥莎娜说：“男人在战争中都死光了。”因为她没有男人，也不期望结婚：就如同我妈妈那代人，她们的男人都死了。
阿诺德哭了，而我则变得专横，随着每一个小时的流逝更加如此。
阿诺德和我坐在我时髦的组合沙发上，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受到了监控，这不够好，我们不可以再忍受官方的任何更多的言辞了；俄国人民的问题是他们和外部世界没有足够的联系，他们不知道如何以一种人性的方式说话。我们所必须做的——我们在长时间的讨论后决定了——是要形成一个问题来迫使阿里克谢•索科夫实事求是地回答，而不要那些胡言乱语。这就是我们想到的问题：“从来，在每一个社会里，即使是最僵化的社会，新的观念出现时通常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或者甚至是煽动性的，但是最后都被接受了；然后当新的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异端的观念时，它们才会被抛弃。苏联是如何考虑这个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避免文化走向腐烂或变得无用的过程的？”如果这些不是准确的词语的话——我相信这些是准确的词语——这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阿诺德和我抓住了一个索科夫没有被亲信围着的机会。我们说我们想问一个对于我们而言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仔细地听着，点着头（带着苏联风格所要求的严肃），并说道：“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他将在明天我们去亚斯娜娅•波里阿娜的时候给我们答复。这是托尔斯泰的故居，一个朝圣的地方。我们的确期望有一个真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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