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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那些只被允许去画“健康的”画作的苏维埃艺术家通过这样一种计策，至少从小部分的程度来说，使他们的情况更安稳：当一幅画作完成后，他们故意多画上一条狗或者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物。当这幅画作被送到那些将对这幅作品说好或者不好的官员面前时，他们肯定会以批评来保护自己，以防来自更高层官员的批评。就在这时，那位画家将会走进来，“同志们，我刚看到了——是那条狗。把那条狗画进去是我的错。”“非常好，那么，同志，去掉那条狗吧！”而这幅画便就此通过了。在所有类型的环境下，这种计策对于我来说是相当令人惊讶地有用：当然要有合适的修改了。
在一次去一个集体农场的旅途上，当官方的车子转入田间道路的时候，瑙米说我们是否可以停下来。四五辆我们的车子停了下来，我们全都下了车，大约有二十人，站在道路上，向田野望去。那是八月，非常热，谷物都已经收割了。“那一块的侵蚀非常严重啊！”瑙米指着说道。而且那里，的确是侵蚀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去年的收成非常好。”“哟，如果你们容忍那种侵蚀存在的话，你们的好收成是不会持久的。”她说道。她未能被满足的进行批评的需要，就以这种更糟糕地方式表现出来了。
在宴会中，科帕德愉快地与集体农场的教师和护士调情。他喜欢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而这两位女士既可爱又热情，并愿意与他调情。
我尝试着想象这是电影中的一幕，但这真是糟糕透顶。一张长长的、坐满人的桌子，鲜花，酒，一场盛宴。那里有从农场里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来作苏维埃农民的代表。就在那里，我们这些快乐的代表们，为进行如此的旅行而兴高采烈；就在那里，党的官员们，全都是友善和蔼的。阿尔佛雷德•科帕德在调情。我们在作演讲。道格拉斯•杨提醒我们苏格兰农民们的所有惨痛遭遇。瑙米谈了英国农场的常规状况，将之与我们坐车穿过那些苏联田地时看到的状况严格地对比起来。
在盥洗室里，吉普林的《如果》被镶了框挂着。我们被告知这是每个人都最喜欢的一首诗，而且他们全都铭记在心。
下一次我在一个厕所门后看到《如果》这首诗时，是在肯尼亚一个大而且富有的农场里，那里到处都有女王的照片。
我们被带到一栋装满了由斯大林的感恩的国民们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房子里。这是令人感到可悲的，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令人厌恶，由一些货真价实的农民或民间的传统派生或演化出来，比如由他的脸占据了整个中心的地毯，或是雕刻过的盒子或金属制品——全都有他的脸在上面。我把其他人留在了里面，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坐。就是在那里我决定尝试去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根据共产主义的方程式而写，因为我对自己的沾沾自喜和优越地位感到不安。故事里将会有非常好和非常坏的角色，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那样。我写了，它的名字叫“饥饿”。它是关于一个由非洲农村来的年轻人，冒着损失财产和生命的威胁而去了大城市，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情节，不仅仅是非洲。这个背景来自我认识的非洲人，当我问起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准确地描述这件事或那件事在一条村子里是如何完成的，索尔兹伯里里的黑人聚居区和无证照酒馆的情况如何。这个故事被大量地翻译和重印了，但是我为此感到惭愧。我宁愿看到相当一部分我早期的作品消失。这个故事的错误在于它的感情用事，这通常是一个不洁起源的标志：在这个个案里就是要用道德去写作一个故事。
瑙米、奥莎娜和我正站在红场上的圣•巴塞尔大教堂里，而瑙米正在跟奥莎娜说俄国人缺乏品位。瑙米在那次旅程中被俄国人的审美所折磨。每一样东西都是丑陋的和次等的。如果阿诺德和我小声地谈论关于那场战争的某些情况时，她会说，毫无意义，他们在生产新的材料和家具，而它们都令人厌恶。她指给奥莎娜看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花样并说道，为什么，当你有这些图案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令人厌恶的花样用在你衣服上吗？奥莎娜迷惑了。她并不知道那些新的棉布和丝绸上的花样是令人厌恶的。当瑙米向她展示她自己正穿着的自由裙的时候，奥莎娜并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就比她那天早上向我们展示的那大捆棉布要好。她认为，大教堂墙壁上的花样是旧的，是以前流行的。她后来问我，如果米奇森夫人是一位富有的女士的话，为什么她穿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肯定的是，如果你可以承担得起的话，你总是会穿丝绸的。奥莎娜最好的衣着就是丝绸了。“而且非常好看呢！”理查德•曼森殷勤地说道。阿诺德和我正讨论瑙米是如何轻视我们的主人们的，而且明显地她自己并未察觉到，而我们如何可以制止她。事实上我们责备了她：“瑙米，你必须停止再像这样伤害他们的感情了。我们不能允许那么做。”
“但是我就是不能明白，”瑙米说道，洪亮的嗓子正发出低沉而又有回响的声音，“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他们的家具拿一些好看的模版来取代那种垃圾？”
“但是，瑙米。”聪明的阿诺德说道，“这正是当一个农夫的传统被打破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模仿一些现代的东西。他们有老式的品位，但是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品位。”
“嗯。”瑙米拉长声音说道，“但是我仍然有我自己的说法。这个代表团是来消除分歧的：我非常乐意去告诉他们关于他们那糟糕的品位。”
“那么当我们回国后，我们将会告诉传媒你把你的时间花在了鄙视俄国人的审美感觉上了。”
“但是，阿诺德，我亲爱的男孩，你肯定不是认真的。”
“你正在伤害他们的感情，瑙米。”阿诺德说道，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在列宁格勒，他们问瑙米和我是否介意一起住一个房间。我们认为这很奇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们可能想窃听我们的谈话。那时是八月，晚上的天不是全亮的，但也差不多了；只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天是真正黑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便一头倒在一张双人床上，而瑙米在一边推我，因为她想我告诉她我的感情生活，那样她就可以告诉我她二十多岁时候的恋人。我觉得这就如同回到学校一样，在寝室里进行调皮的谈话。她说这些年来年轻女性已经变成顽固守旧的人了。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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