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14）

    他们的拜访者在他们看来就像不太聪明的孩子。我总是在想，这次访问在克格勃，格鲁乌或者其他什么情报部门的记录里是这样的：西方的共产党员和跟随者就像天真的孩子。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冲突是在一个长桌子周围，一个正式的屋子里发生的，当时我们大约有20几个人。索科夫以一个华丽的官方发言开始，为他们后来的发言定下了基本调子。

    在苏维埃作家，或者说是官方的政党界限，与英国先遣队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就是出自第一次讲话中的证据，我们之间的距离通过这次旅行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

    瑙米为我们这边开场。她是个中年妇女，表面上看并不像个友善的国防自卫队员，她说，她在20年代在莫斯科待过，当时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妙的风流事。为什么苏联对自由恋爱如此敌视？她记起她在莫斯科河光着身子洗澡，以及那些美好的时光。曾经，苏联是爱情事业进步的灯塔。但是“你们都变得如此的反动”。不用说，阿诺德和我的心中都燃烧着羞辱和尴尬的火焰。会议的严肃性！我们应该履行作为国家代表的责任！现在我在想这是否是对付花言巧语和不实之词的一个好方法，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下。

    于是，道格拉斯•杨需要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辩护，为苏格兰——英国的封地——说话。他在旅行期间时时穿着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为了特别地强调。（他很高，又很瘦，一件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使得他在普通男人中很是显眼。）在每个可能的场合，他起立为被侵略、被压迫的苏格兰说话。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共产主义者被迫为他欢呼，只要在他说道被压迫国家问题的时候。于是喧闹的、伪善的争论浪潮破坏了我们的会议。

    双方所说的细节性的东西都已经远去了，但我的情绪依旧。我能直接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情感，那是我的父母灌输给我的，尤其是我的父亲：事实上你不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给苏联人带来的灾难，被孤立的感受，自己阵营以外的人不会理解。阿诺德出于个人的原因也同意这一点。在情绪上，那时，我们都认同俄国人。特别的论点在重申着——根本不是什么讨论，而是陈述或重申我们不同的立场。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的名字只有在冠以伟大的修饰词时才能使用——伟大的，荣耀的，等等。这是因为阅读与斯大林有关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几乎是窃窃私语的批评都会将你送进集中营。不，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当我们在他们的大会报告中读到：斯大林同志讲了五个小时，掌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引以自豪——不会有这样的对领袖的崇拜。事实上，正是领袖这个词是一个困境。几十年过去了，带着我所读到的气愤，在撒切尔执政期间，疯狂的十五分钟的掌声。就是这样，时间又一次惩罚了我们的狂妄。

    两次协调会议试图在两个代表团成员之间展开：右翼——瑙米和道格拉斯；左翼——科帕德。阿诺德和我在我的房间协商到深夜——草率地，因为我们为集中的行动而消磨得筋疲力尽。瑙米想要发表一项声明，代表我们所有人，谴责集中营和提倡民主。如果她这么做，科帕德也要求他的说话的权力——代表我们所有人——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国人在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上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阿诺德保证接受瑙米，而且说如果她做了她想做的，我们都辞职回家。与此同时他会告诉道格拉斯•杨——当时道格拉斯可能就在瑙米的房间里——他必须停止穿着苏格兰格子裙在那里冒傻气。我必须向科帕德说明，如果他做了他想做的，我们也都将辞职，而且瑙米会发表她的声明。我这样说了，而且他十分的痛苦。对话是在我的房间进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套房，它看起来像一个维多利亚营业室放大版，豪华厚重的桌布，沉沉的天鹅绒窗帘，华丽的镜子，厚实的地毯。他坐在大桌子的一边，我在另一边。阿尔弗雷德•科帕德曾经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曾经一贯憎恨“统治阶级”，或者在那的抽签决定。他将英国人都视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奔命的人。共产主义的既定共识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共识。他已经成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我十年前那样。我很同情他，我更爱他。他有一个纯洁的灵魂，没有办法去理解邪恶——如果我可以用那个词。我不曾认识像他那样可爱的人。自从沃斯拉夫和平会议以来，对他来讲，这个会议将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好的和坏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入了迷。但是必须说到1948年8月25-29日在沃克劳举行的世界知识会议。这是第一次大型的和平会议，而且他们是以苏联曾支持和控制着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进行的，直到苏联解体。他们依然如此，因为总是会在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中间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将时代杂志的两篇剪报收纳在此，从它们那里你能推导出其他的大会、会议和集会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