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肯辛顿　教堂街
肯辛顿　教堂街（10）

    第二次旅行，我们坐在一个黑暗的酒窖式房间里。全体法国人，一群虔诚的观众，看一个身着高领黑色长袍、脸色苍白的女人，除了画着黑眼影外完全没有打扮，唱着“我无怨无悔”和其他一些体现那个时代精华的歌曲。（这种风格不久便流行起来。）听起来像是一种大胆无谓的哀悼，对战争，也对职业。然后在巴黎街上，你会不断遇到一堆花圈，或者在人行道上碰见在弹孔下的一束束鲜花，还有布告：某某青年在这里被德国人射死。你也驻足，满怀同情的痛苦，没有感染一丝戏剧性的喜悦之情。

    我们还去了剧院，去看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上演《大胆妈妈》。从没有一家德国剧团敢在巴黎上演戏剧。杰克说他认为会有暴动：德国人来得太早了；当然那太冒险；但是我们应该离开。这将是一个历史契机。毕竟，它是布莱希特。第一夜，剧院被包围了，人们站立着，外面还有很多警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他们仅有不够充裕的演练时间。这个有关战争的故事，如此的切合时间和地点，在沉默中拉开了序幕。无人搅动。道具有点问题，但是仍然无人移动。毫无间隙，因为每件事都拖延得这么晚。很快，沉默终于无法忍受：这意味着他们讨厌它？观众会为了某种报复而暴动涌向舞台吗？戏剧随着“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的话语结束，被剥夺了一切的声名狼藉的老女人再一次试图随军，法国人中发出了呻吟似的声音。沉默，沉默，持续的沉默，无人移动——然后观众站立起来，吼叫，呼喊，鼓掌，哭泣，拥抱，演员站在舞台上，哭泣。这持续了有足足二十分钟之久。大概中途，示威自发停止，变成了欧洲的苏醒，丢脸的战败德国向着欧洲哭喊：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

    我从未有过那样的剧院经历，它教我决然明白一个戏剧能有这么伟大的时刻，就像它是只为了表演才被创作。此后我还看了《大胆妈妈》的另外的版本。

    稍后加拿大作家泰德•艾伦告诉我，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避难的时候，曾为艾伦夫妇照看小孩。他让泰德读了刚完成的《大胆妈妈》，泰德读了，并且对布莱希特说它很有希望但是需要很多东西。海伦娜•瓦伊格尔却不这样认为，她说：“这是个经典之作。”泰德过去常以这个故事告诫自己，反复推敲，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他对布莱希特的批判变得更粗鲁，简直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拙劣模仿者：“去他的老婊子，这很刺激，你要一个私生子，我这有——一个尼姑怎样？不，是个新手，十分年轻。我们来看……拉娜•特纳……费雯•丽……”

    还有一次，我和杰克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月。

    我妈妈和皮特待了一段时间，琼陪了他一周，剩下的时间埃切纳一家陪他。我们没什么钱，杰克不是高级医师，他有一大家子要养。我们两个人能每人弄到25英镑么？这次旅行，算上花在汽车上的费用，一共50英镑。我们吃面包、火腿、青椒、土豆和葡萄。每当回忆起那次旅行时，我就能够闻到有着阳光热气的青椒的味道。当你经过法国边境时，就好像回到了19世纪。这时旅程还未开始。当我们驶入像萨拉曼卡、艾维拉、博古斯这样的小镇时，人们都涌出来看外国人。衣衫褴褛的男孩们争相为我们看车，因为他们可以一天或一夜得到60便士。当我们在便宜的饭店吃饭的时候，饥饿的孩子们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看我们。对于杰克来说，我们就像驶入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可怕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经历了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由英国和法国选出的西班牙政府，其背叛行为让他感到很痛苦：对于他和像他这样的人们来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因为那些饥饿的孩子们而感到痛苦，因为那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处是穿着黑袍的胖胖的牧师和穿着制服带着枪的警察，他非常生气。西班牙的贫穷让你感到心碎，就像爱尔兰。

    为了看星星，晚上我们露天裹在毯子里睡觉。一天早上，虽然太阳刚刚升起，但是已经很热了，我们裹在毯子里坐着，看到两个又高又黑的男人，每人披着一个红色的毛毯似的披肩，骑着两匹又高又黑的马从我们面前经过，穿过田野，他们身后是蔚蓝的天空。他们冲我们挥手示意，但是没有笑。

    我们在橄榄树下吃了面包和橄榄，喝了红酒。或在某个小教堂等待度过极其炎热的午后，在那里，我很确定我的头和胳膊都是被遮住的。

    我们去看了斗牛，杰克为牺牲的六头牛而哭泣，他不停地小声对牛说，杀死他，杀死他。

    在马德里，女乞丐坐在路上，脚放在水槽里。我们给了她们我们的蛋糕，又为她们买了一些。

    我们在阿尔汉博拉宫殿中感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阿尔汉博拉宫殿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人们或者痛恨它，或者崇拜它。

    我们经常会有激烈的争吵。按照我的信念和经验，精力充沛的、频繁的做爱会产生风暴般的敌对。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说过。劳伦斯也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把车停在空旷的乡间、停在干涸的沟渠、停在树林、停在葡萄园、停在小树林时，我们都会做爱，并且争吵。他嫉妒心很强，因为我爱他，这很荒谬。在木尔西亚的一个小镇，那里很热，我们把车停在那里一天，坐在阴凉但却并不凉爽的咖啡厅里。他认为我对一个英俊的西班牙人暗送秋波。我们吵得很厉害，以至于晚上在旅馆里过夜，这也因为医生杰克对我们的饮食和缺觉表示了担忧。

    我们从直布罗陀向北开到科斯塔斯，那里没有旅馆，只有到了尼尔加才有一些渔民，他们在海滩上给我们做鱼吃。我们睡在沙滩上，看着星星，听着海浪声。那时直布罗陀和巴塞罗那之间除了一些镇子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旷的、长长的美丽海岸。在大约一年后那里建了旅馆，成了休养胜地。快到巴伦西亚时，有一个牌子写着“不要在这里洗澡，危险”，但是我还是跳进诱人的大浪中，然后一个浪将我抛起，又将我撞向海底的沙滩，我爬出来，耳朵里都是沙子。杰克带我到当地医院，在那里两个医生用拉丁语交流，证明那并非是已经废弃了的语言。

    阿维拉海拔很高，风很大，那里有大片美丽的、棕色的瓶瓶罐罐立在干枯的芦苇杆上。我花了几便士买了一个罐子，那是我所拥有的最美丽的罐子。

    最让我震撼和吃惊的，是西班牙野性而空旷的美丽，和我们所能住的起的、乏味的廉价旅馆之间的对比，是我们随处可见的贫困，和堆满金银珠宝的教堂之间的鲜明对比，好像半岛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教堂这里。

    我们去了三次德国，第一次是因为我想到高特弗莱德。皮特在前一年的夏天已经去过他爸爸那里一次。我已经告诉了高特弗莱德他不能这样做，除非他能保证他的安全。像以往一样，他对我的政治敏感性不屑一顾：当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邀请皮特。我说我不能保证，另外，莫迪•乔柯说他错了，而我证明是对的。战争期间在国外的德国人都被怀疑了，并且有很多人在斯大林的军营中消失。我很生气，部分是因为那个不光彩的原因，也就是，我因为政治原因被高特弗莱德侮辱，同时又被保护了很多年，但事实上我是正确的，他是错的。我生气更是因为皮特，他曾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但却很明显地将他抛弃了。